一、没风险是最大风险
人们在进行一项经济决策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风险”，比如，每个股票投资者去券商开户的时候，都会被告知“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最初人们对风险的定义是“发生财物损失的可能性”，财物损失的可能性越大，风险就越大，主要强调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与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危险”含义类似。后来，人们认识到，风险可能带来损失，但往往也蕴含着可能的超预期收益，于是，出现了一个更正式的定义：“风险是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
风险不仅包括负面效应的不确定性，还包括正面效应的不确定性。负面效应的不确定性可以称之为“危险”，而正面效应的不确定性可以称之为“机会”。经济活动中，往往都是危险与机会并存。对于危险，需要识别、衡量、防范和控制，即对危险进行管理；对于机会，需要识别、衡量、选择和获取。危险重在管理、控制，机会重在选择、获取。
财务学创造“风险”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为了明确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权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给风险定价。财务学强调与收益相关的风险，而与收益无关的风险则无需给予太多关注。
俗话说，富贵险中求。一项期望获取较多收益的交易或投资行为必然蕴含着风险，如果没有风险，就无法获得“较多”收益。人们把金钱存于银行，可以看作一种接近于不承担风险的经济行为，而银行活期存款的年利率不超过0.5%，这种收益水平远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若考虑进通货膨胀因素，活期存款不仅没有获取收益，还产生了价值损失。
将钱存为活期存款是一种典型的不承担风险的经济行为。实际上，世间并不存在绝对无风险的经济活动。即使是活期银行存款，虽然一方面有银行信用做背书，另一方面又保持了足够的流动性，仍然存在账户资金被盗、银行倒闭无法兑付的可能。其他经济活动更是如此。人们从事房产、股票、贵金属、期货、外汇等投资行为时，都有损失的可能；人们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对自己或家庭成员进行培养教育，也可能未来的收益甚微；即使在最简单的日常购物活动中，也存在买到价高质劣商品的可能......如果不从事这类活动，而只做出近乎无风险的行为，很可能最终也会发生实质上的损失，就像活期银行存款那样，这同样也是一种风险。在经济活动中，为了获得较多的经济利益，人们只有积极面对风险和把握获利的机会。
在非经济活动中处处也存在着风险。一家人外出度假，梁上君子趁机入室，结果财产发生损失；一个人连续加班多日，严重缺乏休息，不幸突发心梗；一个人走在路边，忽然楼上掉下一个花盆，正好打在头上，造成重伤；一个人外出吃饭，由于多看了邻座的几个人一眼，结果引来争执并演变为肢体冲突；一个人吃饭时，不小心喉咙卡了鱼刺，不得不到医院去处理；菜农们辛辛苦苦种植的蔬菜，眼看即将上市，结果来了几场特大暴雨......日常生活中风险随处可见。这类风险更多是负面可能性，即危险。人们对危险是天然厌恶的，于是就有了管理、控制风险的需求，保险这个行业就应运而生了。保险就是为特定危险后果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风险转移机制，没有风险就没有保险行业。
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是否去冒风险及冒多大风险，是可以选择的，是主观决定的。不同人的决策会有很大差异，这就是所谓的“风险偏好”。比如，在什么时间，投资于什么样的资产，投资多少，都是由人们自主决定的，不同决定下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风险偏好程度高的经济主体会倾向于风险大、同时也可能产生较大收益的决策；风险偏好低的经济主体倾向于风险小、同时可能收益也小的决策；而风险偏好中等的经济主体则会选择风险适中、收益也一般的决策。
但不论如何，风险是避不开的，任何一项投资和交易或多或少都蕴含着风险。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任何决策都有风险。如果对风险绝对厌恶，并试图完全避开风险时，可能就意味着将会产生实际上的损失，这样就会出现财富萎缩，无法实现财富增长的目的。
对于赚钱这件事来说，没有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
二、两类风险
元代传奇《幽闺记》中有句话，叫做“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意思是宁可做和平时期的狗，也不愿做战乱时候的人。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主题大背景下，个人努力的价值已经大为削弱，无论是谁，都面临着很多的生存风险，保住性命尚且不易，更不要提生活的改善和幸福安宁。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类风险，一类是乱世带来的风险，它影响到那个时代的所有人，无论从事什么样的活动，都比太平时期的风险性更大；另一类是个人生存和经营活动中的风险，与个人决策和行为有很大关联，比如，军人和商人面对的风险明显不同。第一类风险我们可以称之为“系统风险”，第二类风险我们可以称之为“特有风险”。系统风险无法规避，而特有风险则能够通过一定的方法加以分散或减弱。
财务学对两类风险的定义是：系统风险是指那些影响所有公司的因素引起的风险，例如，战争、经济衰退、通货膨胀、高利率等非预期的变动，对许多资产都会有影响；特有风险是指发生于个别公司的特有事件造成的风险，例如，一家公司的工人罢工、新产品开发失败、诉讼失败、签订重大合同等，它只影响一个或少数公司，不会对整个市场产生太大影响。
2018年，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这对两国的很多经济主体来讲就是一种系统风险，同样，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紧张、军备竞赛、秀肌肉等情况也是一种系统风险。系统风险对相关经济主体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A股市场2018年全年呈现熊市特征，但个股之间的价格波动和走势差异很大，投资于不同个股会虽然会承受不同的价格波动这一特有风险，但整体上A股却受到了中美贸易战这一系统风险的影响。
系统风险与特有风险有高度的相关性。2018年上半年购房人获得的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整体繁荣，只不过不同具体区域、楼盘、楼层、房号在上涨程度上有所差异罢了。系统风险与特有风险的高度相关性在股市上体现的特别明显，在牛市的时候，不同板块、公司的股票轮番上涨，几乎能够出现普涨局面；而在熊市或者快速回调的过程中，好公司和坏公司的股价常常一起下跌，泥沙俱下。如果把系统风险比作大海，那么特有风险就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风暴来时，浪卷千尺，虽然不同船只承受风暴的能力大有区别，但对所有船只来说都是一种不好的事情，都要因此付出一些成本和代价。
认识不到特有风险与系统风险的相关性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在熊市一味通过择优选股做多的朋友多数是出现损失。《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中，东郭先生对中山狼心生怜悯，并认为中山狼不会害他，这是对特有风险的判断出现问题。狼这种动物对人的威胁可以看作一种系统风险，相信东郭先生应该知道狼的危险性，但面对中山狼的哀求和花言巧语，东郭先生认为特有风险可控，几乎酿成大祸。
在投资大师中，巴菲特是最“爱国”的投资人之一，他77年的投资生涯也正是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77年，他之所以在投资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搭上了美国发展的“顺风车”。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投资美国而是俄罗斯，结果将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在2019年致股东的公开信中，巴菲特认为，“在未来的77年里，我们的主要收益几乎肯定将来自‘美国顺风’。我们很幸运，非常幸运有这种力量在我们身后。”看来巴菲特下一步的投资秘籍还是老办法——搭顺风车。所以有人说，从巴菲特的成功来看，投资的关键是赌国运。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同样孕育了普通人改变阶层命运的几次重大机会，比如，高考制度的恢复、倒爷们的双轨生意、体制内人员下海经商、矿产资源热潮、楼市疯狂、网络红利等，这些重大机会都是国家政策、制度、行业风口、经济发展红利等系统风险的正向产物。时代的弄潮儿们在这种大背景下，就出现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壮志得酬，同时，人们也发出了“在风口上，猪也能飞起来”的感慨。
国运，是一国公民最大的系统风险。抛开爱国主义教育不说，一个经济主体要想获得更多的收益，也必须希望自己生存和活动的国家发展得更好，爱国具有非常现实的财务意义。
从系统风险到特有风险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在大的系统风险之下，还包含着很多的子系统风险，子系统风险之下还有更细分的系统风险，直至特有风险。比如，国际环境是一种系统风险，它会影响很多国家层面的系统风险，国家系统风险又体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不同领域的系统风险，不同领域的系统风险又细分为更小的系统风险，比如，经济领域系统风险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区域、产业链、行业的系统风险，如此类推，系统风险则可以层层细化、区分开来，而不可一概而论。
处于顶层的几级系统风险可能过于宏观而不可把握，通过对系统风险进行细细分化，对经济活动和决策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比如，2018年上半年买房投资的收益与房地产行业的系统风险有很大关系，与国家的整体情况则关联度不是那么直接。通过识别、确认细化的系统风险，可以帮助经济主体寻找到可以参与的经济活动舞台。要想获取更多的可能收益，应该向巴菲特那样去搭各类系统风险的“顺风车”，参与到具备更多超额收益可能的细分领域中去，而不是去垃圾堆里寻找食物。
三、风险大小计量
风险需要通过管理使其处于可控或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管理风险，就涉及到风险的计量问题。
想象一下，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情况如何量化出来？这是个很难的问题。其实，不只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确定难以计量，所有的系统风险都很难计量。但是，人们又期待能够对系统风险有更多的理解和掌控，所以，对诸如宏观经济等大事件的可能性预测就成了一个玄之又玄且受关注度极高的话题，很多专家、学者也都以此为生。结果是，这些预测时对时不对，有时候又是部分对、部分错，跟扔一枚硬币猜正反面的正确概率差不太多。
巴菲特的老师、“现代证券分析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曾在1951年对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学生们建议等道琼斯指数再次回到2000点以下后再进场。巴菲特在1951年毕业后并没有听从老师的建议，而1951年之后，道琼斯工业指数再也没有回到过2000点。巴菲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此事，称“当时我手里大约有1万美元，如果我当时听从了他的建议（等2000点的底），我现在手里应该也就只有1万美元。”
系统风险虽然很难精确计量，但是，通过运用专业知识和经验对其变化趋势进行判断却是存在可能，格雷厄姆对学生们的投资建议错在了“精确计量”这个问题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系统风险的趋势判断，至于具体在哪个时点呈燎原之势则不太重要。巴菲特在70多年的投资生涯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由于判断对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基于对系统风险的精确计量。当我们知道股指有很大的上涨空间时，在2000点进入跟3000点进入又有多大区别呢？
特有风险的衡量比系统风险要容易一些，主要是通过概率论方法，并辅之以信息技术，包括敏感分析、情景分析、模拟分析等。总体来看，不管这些技术看起来如何复杂、精巧，它们都包含了大量的人为判断，虽然能够得出一些数据形式的结论，其精确性同样存在很大问题。
特有风险计量结果产生以后，可以将之用于对投资项目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进行折现，即，根据风险大小对经济利益流入打个折扣（通常是乘以某个小于1的系数），进而得出相对确信的经济利益流入，在此基础上作出投资与否、投资多少的决策。但由于特有风险的计量和风险折现过程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投资项目未来经济利益的判断同样不是一种精确的结果。
由于风险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性，期望从不确定身上得出一个精确的计量结果是不现实的。风险大小的不可精确性告诉我们，当面对一项决策时，识别出各类风险，并对风险做“质”的判断和估测比追求精确的度量更加重要。
一项决策的未来结果是否与预期相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时的分析和判断。“心存侥幸”是对风险缺乏足够重视，“因噎废食”则是对风险过于紧张，前者容易使决策产生重大亏损，得不偿失，而后者则容易让人错失机会，失去良机。不仅经济活动中如此，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四、风险由我不由天
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对于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来说都是这样。你见，或者不见，它就在那里。从这个角度来说，风险似乎是一种天然存在，与人无关。但是，风险对不同的人来讲，似乎又有所不同。对于普通人来讲，极限运动和杂技表演是一项风险极高的活动，但对于专业人员来讲，又似乎是家常便饭那般简单。看来风险又是因人而异的。
风险的天然性是项目本身决定的，例如，极限运动的风险是由其动作的设计编排决定的，动物过河的风险是由水的深浅、地形和水流急缓决定的，投资项目的风险是由其收益的波动性决定的，这些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站在不同的主体来看，他们在从事同样活动时，承受的风险却有很大差异。极限运动对专业运动员来讲，不是什么风险很大的活动；湍急的河流对老牛来说，趟过去不是什么难事；投资对于一些优秀投资人来说，也经常能够获得不少收益。这主要是由于不同主体掌握的知识、技能、方法、资源等不同，有些主体能够对风险进行分散和有效管理，从而减少了自己承担的风险。
财务学上讲的投资分散化是一种管理风险的方法，也是很多人和书籍极为推荐的方法，“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已经是人人皆知的投资指南。一家企业如果只投资一个项目，那么它承担的风险就是项目的全部风险，如果投资多个项目，它承担的风险不会是所有项目风险的简单加总，而是比这个数更小，这就是通过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的理论依据。当投资分散到一定程度后，特有风险可以忽略，而只关心系统风险。由于系统风险不可消除，投资者必须承担系统风险并可以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通过分散投资降低风险在实践中被广泛运用，甚至有时候出现过度运用，例如，投资于股市10万元钱，分散买8只股票。不过，由于这种投资方式降低了风险，通常也不会取得较大的投资回报。
另一方面，集中策略却被很多投资大师使用。巴菲特在2010年致股东的公开信中说，“好机会不常来。天上掉馅饼时，请用水桶去接，而不是用顶针。”另一位投资大师索罗斯也常采用集中投资的策略。1992年，索罗斯大战英格兰央行时，他的搭档德鲁肯米勒操盘的15亿美元押注即将到期兑付，正考虑进一步增加头寸拨备，甚至建议把所有钱都押上。这时索罗斯说，这“太荒谬了......你知道这种事情多久才能出现一次吗？”“信心十足但是只投入很小头寸，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最终他们投入了所有的钱和借来的钱，押上了100亿美金，并大获全胜。
那么，巴菲特、索罗斯这些投资大师们是让大家在投资过程中孤注一掷得去搏可能的收益吗？不是的。巴菲特讲到是“天上掉馅饼时”，索罗斯讲的是“信心十足但是只投入很小头寸，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在两位投资大师眼里，这哪里有什么风险，简直是探囊取物一样的简单事情。面对同样的机会，为什么其他人没有那样去做呢？因为他们的看法与投资大师们不同，他们认为那里存在着很大风险，所以不敢去做。其实这是一个风险认知的问题，而不是风险管理的问题。所谓通过集中投资获取超额收益，指的是通过加深对风险的认知，在风险可以承受但收益很大的情况下尽可能加大投入，而不是盲目把资源投入进去等待谜底的揭晓。
对项目的风险能否深刻认识取决于人们的知识、阅历、心态等综合水平，这是可以通过持续学习得到提升的。在不同项目的风险辨认并确定出来以后，将资源投入哪些项目，分别投入多少也是由人们自主决定的。既可以选择风险高的项目或组合，也可以选择风险低的项目或组合，这取决于人们的风险偏好。
因此，虽然项目风险的存在有其客观性，但充分认知风险、选择风险却是人们的自由。其中，充分认知风险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