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合观察枢纽功能的地方是各大机场，机场的塔台管制员负责协调。该系统有一个恰当的名称——空中交通管制。
枢纽就是网络的通信节点或星点，它必须以以下方式组织起来，即在一个地方，任何时候都对是否一切尽在掌握或干预的必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若想达此目的，必须确立一人负责制原则。它指的是源自生物体及其神经系统和大脑运行方式的全自动智能控制。在空中交通管理中，这些实用原则就是标准。缺少了它们，什么事情也不会正常运行。不过，它们必须为人所知，并且得到尖端技术的支持，而这些尖端技术可以确保可靠性达到最优。
枢纽组织结合了分权式结构和集权式结构的优点。多数组织会对它们实现的权力分散化的程度感到自豪，为此它们常常花费数年的艰苦努力。权力下放工作做得越好，系统的单个元素相互联结的需求就会越少，这些单个元素包括业务单元、产品线、部门、地点和子公司。
然而，变化的速度越快，权力下放必须越多地用信息流的重新集中加以补充和覆盖。其目的不是为了干扰人们的决策范围或任务，而是要确保在出差错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成为可能。
生物体和神经系统以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虽然个别器官独立工作，但每当有什么不对劲时，疼痛信号会直接回报给“指挥部”。癌症是个例外，它的系统不是这样运行的。它静悄悄地生长，通常在人还没有开始感到疼痛之前，就已经进入了晚期。
运行控制中心
空中交通管制员自然非常熟悉大型航空枢纽。军事行动期间，首先要做的不是调遣部队，而是设立协调和指挥中心。太空飞行也要接受综合控制中心的管理，体育赛事、急救中心、发电厂和先进的制造工厂亦然。在组织管理中，这种大型枢纽仍然是罕见的。
这些中心名称各异，如作战情报中心、行动信息中心，或简单称之为“运行控制中心”。运行控制中心是实时控制的有形表现。它们是高级专家的会议室，这些专家管理着复杂的运行，比如航天任务，他们自始至终要日夜不停地实施控制。一旦诸事顺利，他们就会报告说“任务完成”。若遇意外事故，如前所述，这就是整个组织开始模式转换的时候，是状态信息显示在屏幕上的时候，也是行动信号被发送至分散的运行单元的时候。
利用一个适当的运行控制中心，你甚至可以管理之前似乎难以控制的最复杂的任务。有些运行控制中心技术含量很低，配备的只是一些挂纸板、钉板、手动更新设备等，即便是这样的中心，通常也会带来运行的大幅改善。
正如我们曾经为了试验所做的那样，你一旦停止使用它们，系统就会重新陷于瘫痪状态。所有的运行都出现了问题，焦虑不安的心理四处蔓延，良好的氛围因相互抨击和指责而破坏殆尽。
然而，一旦运行中心被重新恢复，瘫痪状态就会迅速消失，没过多久，运行将会再次变得令人愉快，即便是非常复杂的项目也是如此，因为一切又“处于控制之下”。
组织的神经系统：可生存系统模型
我们如何使现代矩阵型组织运行正常？如何拆除条块分割的藩篱？如何减少行政管理、公司总部和国际组织的官僚习气？如何化解易于在传统组织中发生，并且像恶性肿瘤一样生长的僵局和棘手的冲突？这些都是由组织控制论提出的关键问题。
可生存系统模型是组织控制论的重大发现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将它归功于斯塔福德·比尔。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我与比尔保持着长期的工作关系和友谊。可生存系统模型就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抽象模型。该模型表达了我们所了解的某些事情，包括我们未知知识的空白，它相当于地图上的“白点”。
可生存系统模型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激活”组织的模板。因此，可生存系统模型是一个组织利用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的通用模板，是依据中枢神经系统建立的模型。它整合了目前为止讨论的所有控件：枢纽、运行控制中心、敏感度模型和更多其他的元素。
当我们发现不用移动任何东西就可以重组时，的确让人感到惊讶。
我听到有人说：“能再说一遍吗？”是的，没错。诀窍就在于“重塑”不同的组织单元。管理者对于要解决什么问题犹豫不决，而无法确定的对象正是重大的结构调整，其中，部门、工厂、下属组织等有形物体会因拆分、合并、重建或淘汰而发生变化。但是，他们并不介意这些元素是否会改变他们履行职责的方式，只要能用另外的方式达到目的就没有问题。
当心脏的神经脉冲传导功能失常时，我们就需要起搏器。它安装在哪个部位并不重要。它的基站基本上设在的一家数千英里之遥的专科医院，从其数据云为特定的心脏发送信号。如果软件需要修改时，不必做心脏手术就可以做到。运行系统的更新可以上传到我们的电脑，而我们却不必改变自己电脑的程序。
重要的是，进出我们心脏的虚拟“电线”需要在两头正确连接，以便准确地提供符合生理学的刺激脉冲，而心脏本身仍然在它该在的地方。没有必要进行“结构重建”或“重组”，而是医疗仪器被“功能重组”了。心脏接受了一个新的枢纽。
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匪夷所思，却是许多任务的实际情况，不只是医疗业，航空航天也是如此。我们把“解剖生理”元素的重组与“神经智能控制”的运行相分离。这从灵活性、适应性、加速和绩效等方面为组织带来了极大的改进潜力。
组织反馈回路的敏感度模型
……世界上的事，看清其背后无形的联系往往比看到事情本身更重要。
——弗雷德里克·韦斯特（Frederic Vester）
就像我们指尖上的末梢神经纤维一样，反馈回路是肉眼看不到的。然而，我们根据系统的行为可以推断此处必定有反馈回路，否则，系统可能会按照不同的方式运行。如果我的手指突然麻木，那一定有什么事不对头了。
当我们知道去哪里找毛病时，我们就能发现事情的起因。为了确保我们能在正确的地方寻找，生物控制论灵敏度建模的方法会有助益。其名称涉及检测敏感组织的关注点及其彼此之间因果关系的能力。这一领域的科学拓荒者为迪特里希·多尔纳和弗雷德里克·韦斯特。
利用灵敏度建模，我们可以识别组织行为中不稳定的反馈回路，诊断控制论失误，并确定消除它们的方法。从医学上讲，我们会得到类似于现代版本的回路X射线，这些回路通常有100种结合的方法，并且能够识别传感开关节点。
甚至通过只是将单个的代数符号从＋改成－，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系统的状况，比如从交通拥堵变成疏通，从瘫痪变成生龙活虎，从亏损变成盈利。
变革的社会技术：协同整合
为了能在应对复杂性挑战时掌控局面，我们如何整合一个组织中分散于数百人头脑中的知识呢？我们如何才能争取到志同道合的人，与我们一起踏入未知领域呢？我们如何利用与组织密切相关的才智和能量呢？
协同整合法的控制论通信流程使得这些事情成为可能，并且比采用其他方法的效率和速度高出几倍。请记住控制论的定义说的是“利用通信控制”。
协同整合是管理复杂性、互联性和快速变化的高效能通信方法。通过同时通信和相互连接（类似于人脑的神经元连接），许多人找到了解决复杂问题的新方案，而且这样的人需要多少有多少；利用这一方式，他们共同的知识、经验和集体智慧、社会能量促生了新的解决方案。
两个自然法则为此奠定了基础：将过去分离的东西连接起来，新生事物由此诞生。将曾经依次做的事情同时做，不但产生了新事物，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法则之间的互联性和同时性乃是新世界最强有力的设计资源。
运用协同整合通信，情绪和态度可以迅速而持续地改变，文化价值观亦然。传统方法的惰性很容易就会摇身一变进入新世界。这些沟通和决策的方法是加速器和放大器，有利于掌控转型和改变组织运行模式，实施效果迅速而有效。
在讨论21世纪巨变的推动力时，我已经提及解决问题的传统方法，比如小团队、中型会议和大型会议，并且指出了这些方法的局限性。面对高度复杂的挑战，上述三种方法都会不堪重负。
例如，人口、生态、科学、研究及其应用的挑战需要代表各学科的众多专家的互动。在很多情况下，这要取决于众多专家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有效性，而往往这些专家所在的领域差异极大，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术语，并用各自的方法处理高度复杂的问题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