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与通信。
——诺伯特·维纳
“失控！”2008年，当危机爆发时，新闻的头版头条都发出了尖叫，几个小时以后，令人震惊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而来，媒体上全是关于股价下跌和银行倒闭的消息。发端于纽约的金融风暴迅速席卷全球。它触发了第一个预警：当代金融体系这只可怕的怪物被唤醒了。
不久之后，当形势清楚地表明：处在全球金融中心的人们对于如何应对这场灾难压根就束手无策时，第二个“失控”的事件接着发生。计算机和电话线路崩溃，没有接通的信号，全部占线、忙音或者根本没有信号，没有办法传递信息和执行决定，筋疲力尽的交易员、经理、普通银行职员和政府官员，到处都是这样……系统失控了。
整件事被称为金融危机。嗯，它是金融危机，但不仅如此，它还是金融业所使用的控制系统的危机。不只是血液循环系统萎陷了，神经系统也萎陷了。
这场全球大灾难差一点就可以避免。尽管采用了强硬的稳定措施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实验，但仍能感受到它的余波。世界在债务的泥潭中陷得比以往更深了。
但无论是雷曼兄弟的崩溃、福岛核电站事故，还是2004年的海啸、海地地震，到某一时刻，人们就会不再谈论，媒体就会转而追逐其他热点，因为人们听厌了灾难之事。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新的常态，却是不毛之地的常态，而本来这里是肥沃的土壤。
我们可以开出一份长长的失控系统清单，它们在巨变的推动下清晰可见：向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已陷入困境；估计有6000万人正逃离本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还会更多。
幸运的是，也有积极的例子：在紧急着陆、高速公路发生大火或多车相撞时出色的救援服务，训练有素和协调的方法，救援队伍的专业合作，以及可靠的通信交流。“一切尽在掌握。”这意味着它运转正常。然而，当运转良好，功能完备时，没有人会注意。人们没有注意到它，恰恰是因为它功能正常，所以没有机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当某种东西不起作用的时候，它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媒体会加以报道，我们会仔细观察。2014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乘机的旅客大约有6000万人，他们的航班从来没有出现问题。北京地铁每天安全运输930万人。然而媒体既不会报道它，我们也没有兴趣阅读或听人讲述它。
如果我们开出一份清单，列出目前正常发挥作用的所有东西，它将比运转不正常的东西多得多。
如果某种东西“失控了”，这意味着其控制系统不再能够掌控自身的复杂性。如果它是“处于控制之下”，那意味着其控制系统运行正常，整体系统亦然。这都可以追溯到阿什比的必要多样性定律（或复杂性）。
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失控的情况。例如，冬天开车时，我们的车开始打滑，或当我们走得太快时出现失控。我们体验到的感觉是：恐惧、剧烈的心跳、出汗和恐慌。我们熟悉与之相反的感觉，那是一种“可以控制”的感觉：冷静、自信甚至快乐，一切尽在掌握中，所谓可以左右形势。
现代汽车先进的辅助驾驶系统甚至在车辆开始打滑之前就实施了控制。很有趣吧，是不是？这是否意味着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具有“前瞻”的能力？
这正是我们在涉及管理和治理时要谈论的话题。毕竟这个问题是：“确切地说，是什么触发了控制行为？”因其拥有这样的技术系统，目前它的运行一向良好。
利用控制论的新治理：通信和控制
“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的kyber-netes，它的意思是“舵手”。调速器（governor）、总督（gouverneur）和治理（governance）等术语中即包含此义。早在1867年，詹姆斯·克拉克·马克斯韦尔（James C.Maxwell）就写过《调速器理论》（Theory of Governors）。它概括了离心力调速器的算法，詹姆斯·瓦特则将它应用于蒸汽机的大规模制造。
控制论是引导、调节和控制的科学。当普通的日常认识不足而出现问题时，它就变得特别有趣和重要了。这就是我在前一章讨论过的所有复杂系统的情况。但准确地说，什么是需要调节或控制的呢？从本质上讲，一个组织的最高管理层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该机构应该做什么？
·该机构需要在何处发挥作用？
·该机构需要如何发挥作用？
现代控制论的创始人是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他是如何开始致力于研究控制论的，以及还有什么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完全可以写出一个很好的故事。此时重要的是诺伯特·维纳为其1948年的书所选的书名——《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
控制论也许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然而，当时公众的讨论更注重核物理，而不是控制论。尽管如此，控制论仍旧是将20世纪转型成21世纪的科学。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没有控制论就没有今天的电脑或机器人、电子学或信息科学、互联网以及数字化；医院不会有重症监护病房和非侵入性外科手术；航运业仍将使用磁罗盘导航；飞机将不得不因为恶劣的天气条件而中途滞留；太空旅行也不会存在。在工业制造业和物流业，我们会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生物学科和基因工程都不会有突破。
就像其他科学一样，与控制论相关的进步增加了风险，却也带来了更大的机会。控制论也为我们避免风险和利用机会提供了必要的知识。
起到推动作用的是控制论和与其密切相关的复杂性科学，即系统理论、信息理论和通信理论。它们使我们能够理解和解释现实的第三个基本构成元素——复杂性，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信息和规则，并系统地对它们加以利用。
直到那时，科学只认识了现实的两个基本构成元素——物质和能量。它们是启蒙时代物理和化学重点关注的“对象”，而启蒙时代试图将一切事物简化为这两个构成元素。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方法使得人们的洞察力大增，由此，技术的可能性也大为提升。通过整合第三个基本构成元素，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复杂系统是如何运行的，甚至可以使它们正常运行。
顺便说一下，在我看来，最令人关注的发展不仅发生在技术领域和信息科学，而且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它们主要发源于神经科学。神经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对此，没有人会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操纵、控制和支配有机体的正是中枢神经系统。今天，若没有控制论的研究结果和概念，大脑研究是不可想象的。
控制论是一门科学。它基于这样的深刻见解：决定所有系统的控制和调节进而控制运行的是自然规律。无论我们处理的是人造系统或生物系统、物理系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还是经济系统，根本不重要，这本身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
这就使得控制论成为跨界、跨学科的通用学科，远不止是“跨学科”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诺伯特·维纳要给他的书起一个富有意义的副书名：“……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如此，将自然世界和人造世界之间的裂隙填平了，二者之间的不一致阻碍了自古以来对复杂系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