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互联不只包括信息和计算机科学，它本身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材料研究、能源研究、生命科学、基因工程、大脑研究、癌症研究和仿生学也有待获得突破，此处仅举以上几个例子。
颇令人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在走出其特定学科的“象牙塔”。他们寻求与他人的合作，因为学科之间的互动能够产生高度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这原本是无法想象的。
此外，我期望我们抛开笛卡尔主义哲学，涉足各个学科的体系。这也意味着我们要逐渐放弃大学的现行课程和学科划分，更确切地说，将它们嵌入到另一种环境当中。简而言之，创建“一个巨大的网络”是所有学科的艰巨挑战之一。
时空的分离
围绕产业4.0的讨论往往专注于物联网或普遍的数字化。其潜力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无法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不得不依据暂时微弱的信号导航的原因。
任何可以数字化的东西就会数字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数字化的东西超过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想象不到。可是，这并非问题所在。在牛顿生活的时代，没人能想象物理学最终会向何处发展。
数字化让我们不再依赖有史以来两个出色的导航仪：空间和时间。过去，对某人何时在何处的准确描述曾经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到了今天，它的重要性变得小得多了。更确切地说，从运行的角度讲，它不再重要了。
借助兼职模式和跨越地域与时区的全球合作等方式，时间和空间的结构正被人反思及重新设计。在簇群组织、流体网络和云计算的背景下，组织的地理坐标逐渐模糊化与虚拟化。
合作模式及其协调都不再取决于空间和时间的基本坐标，而是通过改变工作方法来解决，这在知识型员工中间尤其如此。依据个人任务的不同，这些方法必须不断地改进，因此，需要更强的自律和对他人及其工作方法的同理心。由于受到复杂性和速度的摆布或许可，自由空间和时间空档时有时无。
管理知识
实际上，技术是知识的应用，特别是产业部门的知识。在非企业部门也是如此，比如医院、歌剧院、公共部门和教育系统，尤其是研究机构，它们的重要性不断增加。
知识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资源，因为它是利用其他资源的关键（如前文所述）。因此，知识既是资源，又是产品，因为它的应用会创造出新的知识。从这层意义上讲，知识也是一种生产手段。
虽然我们不能管理知识本身，但我们可以管理知识型员工和知识型工作。因此，二者成了关注的焦点，对它们的管理也是如此。
等到知识型员工完成自身训练时，社会已经为此投入了很多资源。因此，更为重要的是让他们的工作富有成效和效率。苦于过去的尝试和实验，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讲，正如我们已经学会了测量体力劳动的生产率一样，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们会找到衡量知识劳动生产率的方法。
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创建一个知识型员工高效工作所需的组织要求。它不可能与昔日的工厂对体力劳动者的要求一模一样。
硅谷企业为其员工创建了堪称“极好”的企业环境和工作条件，各类新闻对此大肆报道。此类企业环境将成为很多地区科技行业的标准，只要它们有利于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科学家和工程师与其他人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要不断地涉足新的领域，因此每天都在新的希望和挫折中度过。他们埋首于自己的研究中，全身心地投入，而不是想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员工。
这就是他们常常觉得难以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原因，当他们的上司并非各自领域的专家时更是如此。当某人不理解他们所在学科讲的是什么时，他们无法尊其为上级。至于他们自己呢，往往当不好上级，因为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管理，有时甚至对人也没有兴趣，只想专注于他们的实验。
即便如此，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也需要管理，即使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管理培训或不擅此道，也不要紧。
经济学和负债
来自经济学的一个因素对于巨变有着特别的意义。那就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负债，它影响到了商界和社会的所有部门：国家、州、市、企业、公共事业单位和家庭。
雷曼兄弟和危机加速器
2008年9月，纽约的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虽然最终侥幸逃过一劫，但引发了现在所谓的雷曼危机。全球金融体系濒临跌入死亡深渊的威胁。若用人体构造作比的话，这就像是心血管系统的突然萎陷。
自那以后，金融系统一直在靠补给维持生命。没有哪个理论能解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只好在没有导航的情况下临时凑合着应对。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自雷曼兄弟以来，我们看到总体债务水平又增加了40%，而经济增长充其量只能说是停滞不前。
这种事件让专家难以置信，但其他人知道它迟早会发生的，只是无法像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准确预测其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场合。相关的分析可以在我的书中找到，包括专门用来分析的控制论系统模型。
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大为吃惊，后来，他们还是对出乎预料的这些事欣然给出了解释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