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性社会中，人会变得成熟，能够作为一个人而生存。
——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
对我而言，最适当的涵盖性术语是“复杂性社会”，我用它来归纳所有其他所描述的类别。我的主题是管理，因此，复杂性和如何掌控它形成了最大的挑战。我倾向于认为复杂性是一种发展的顶峰，我们可以据此构建一种专门针对正确目标和正确目的而设计的管理。
从历史上看，管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复杂性这个主题，或只是说说而已，这就是所有应对它的尝试都失败了的原因。毕竟，任何复杂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在中途就被解决的，比如人口变化的挑战。事实上它们甚至尚未真正得到解决，其他推动21世纪巨变的力量也是如此。
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都没有真正意识到的是，我们这个复杂性社会需要管理或类似的东西。
生态环境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就知道存在环境问题。然而50年之后，只有少数环境问题得以解决，其他问题都是新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在圣加仑大学首次提出了企业管理的“生态维度”概念。德内拉·梅多斯和其他几人撰写的罗马俱乐部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就是在1972年圣加仑大学学生学术研讨会上公之于众的。如前所述，它激发了更多人的生态意识。当时，它帮助我们将此维度吸纳进来，不仅融入我们的思维，而且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之中。
增长的极限
自那以来，相关的研究在增多，争端也不断呈现。并非一切都是严格的科学，有些争端让我想到了宗教战争。但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是旧世界可能正孕育一个新世界的早期信号之一。50年以后，这一争端渐渐平息，气候变化会议裹足不前，没有取得进步。
企业领导人亲自参与
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企业领导人带头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运动中，不但是公开的，而且毫无保留。他们亲口承诺要在企业管理中重视可持续发展。
当今，被人指责反对环境保护、漠不关心或滥开滥挖自然资源的企业越来越少。几乎每家大公司都设立了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某些全球2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加入了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委员会［WBCSD，由斯蒂芬·斯密德亨尼（Stephan Schmidheiny）创立］，重新设计他们的公司，以迎合低碳经济的需求，此情此景，再解释说企业对此缺乏兴趣、不积极或暗中消极抵抗已经没有必要了。
陷于“什么”和“如何”的夹缝中
我认为其实不然。一些企业高管似乎已经意识到仁慈和怜悯解决不了社会和生态问题，唯有创新才有出路。彼得·德鲁克很早就表达过这种观点：要让社会走出困境，需要以创业家精神和有效的管理作为解决方案。
对于今天需要做些什么，我们了解甚多。我们知道存在挑战，也知道一些解决方案。“什么”这个问题十分明显，甚至可以说不成问题。至于“如何”做，我们尚没有应对之策。此外，关键问题是自问：如何处理复杂性这件事？而且这个问题尤其适合针对管理提出。
“什么”和“如何”的两极化问题构成了社会及其挑战的主要内容。就像媒体经常做的那样，指责政治领袖和企业领导人没有能力或不情不愿太容易了。有些人可能是这样的，但只是少数。
寻找解决办法需要另辟蹊径。赋予企业领导人和政治领袖以新的、有效的工具，他们就能够解决许多需要马上处理的问题。
首席执行官需要两件东西：实行新的公司治理方案和股东价值评价法，还有就是富有成效地改变管理流程。他们意识到当今的资本主义需要根本性的变革，而且企业需要专注于可持续的业务，而不是短期收益。他们不但意识到了这点，而且公开地这样讲。无疑这是正确的，但仅仅呼吁是不够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可行方法来取代股东治理。
不过，可以很快地引入一个解决办法。杰克·韦尔奇是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和股东价值的主要拥护者之一，甚至他也意识到：“股东价值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因此，门要打开，而且要比以往任何时候开得更大。
第二个要求是取代以前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论是小团队，还是中型团队或大型团队，当面临此类复杂性挑战时，它们通常已经不堪重负了。
即便是地球系统治理（Earth System Governance），也经受了运行的考验，而且是最高水平的考验。幸运的是，七国集团峰会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企业首脑会议，浏览一下它在2015年的议程就不难看出这一点。现在，它的参与者主要是一些全球共同体，最接近反全球化运动核心的主题。会议在埃尔毛宫（Elmau）举行，重点讨论了生态可持续性、贫穷、流行病的抗击、反恐、遵守社会规范和工作标准以及女性教育。这是另一个证明21世纪巨变推动者背后的“什么”正在成为关注的焦点。如何系统地应对这些问题仍然是一个未解的问题。
2015年峰会的备忘录和所用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不过是做出了最低程度的妥协和意向的声明，没有提出具体解决办法。
科学和技术
可能会成为现实，想到就能做到。我就是这样看待科技发展的，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是如此看待它的。这提出了在伦理上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你用火既能煮汤，又能烧毁房屋，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任何人使用火。大多数至今可用的技术皆是如此。我们要为它们在使用上合乎道德负责。
从重大突破到世界新形象
科学和技术是21世纪巨变最强有力的推动因素之一。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更多的学科比以往任何时候涌现出更多新的见解，我们将可能见证一个新世界观的诞生。
我的研究让我得以见到一系列科学家，他们来自德国和西方国家一流的研究机构；我也与中国的大学开展过合作，特别是它们的校长，这种工作关系使得我对他们在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有了深刻的了解。然而，我遇到的情况不但相同，而且几乎无处不在：人们正在接近科学的极限，走到了重大突破的边缘。可是，事实证明当前的组织形式依旧是主要的绊脚石。
所以，科学领域也正在发生转型。若从整个社会的大背景来看，这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最长久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