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这种方法发现了很多细节，却没有发现此类系统。
——迪特里希·多尔纳（Dietrich D？rner）
巨变受到某些互相强化的因素驱动，这些因素早在1997年就已经相当明显了。什么方法推动了这些最有力的转变？什么已经全面展开，而什么暂时还没到来呢？什么被误认为是一种主要趋势，而什么又被忽视了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足够再写一本书了。从众多的因素中，我选择了五个，它们是相互作用的，我认为它们就是21世纪巨变的主要推动力：全球人口的发展趋势、生态问题、科技进步、经济状况以及普遍存在的负债。另外，还包括把这些因素与其他因素组合起来构成的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复杂程度达到了新高。管理、掌控和利用这种复杂性正是挑战的关键所在。
想要做到这一点，运用过时的方法和思维方式是不可能的。传统的管理早已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只不过是在用大量凑合的东西和许多美好的愿望支撑着自己而已。它的短视是显而易见的。再就是，从黑色曲线到灰色曲线的转换早就应该实现了。
人口问题
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既有人口的过剩，又有人口的减少；既存在老龄化，又存在低龄化；聪明程度在普通提升，而愚蠢的言行也是随处可见，与此同时，穷人和富人都在增加。我们身陷这些两极之间，却不得不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国家的社会结构被解体或损毁，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大批的年轻人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反而感觉要“随时准备战斗……”
移民与能力堡垒
低出生率、老龄化社会及其导致的人口数量减少是国家利用现有资源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对此，可以利用移民来化解。愿意移民者不乏其人，但是谁会接纳他们进入而自我拆台呢？以什么理由拒绝呢？这也正是冈纳·海因松（Gunnar Heinsohn）所创术语“能力堡垒”的用武之地。他用这一术语指称那些基本上对移民开放的国家，只要这些移民能很好地满足对移民资格的要求。否则，人们不会准许任何不符合他们标准的人进入自己的国家。
包括欧洲各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更为慷慨，因为它们一直在接受不太合格的移民，其中同情的分量超过了对资格的要求。然而，基本问题直到目前还没有解决。
率先实行“能力堡垒”政策的国家有新加坡、韩国、瑞士、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相比之下，新加坡有9.1%的学生需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高分生，而美国只有1.7%。德国的比例为2.6%，属于中上水平。
包容主义和排外主义
还有另外一对重要的术语：包容主义和排外主义，二者是针锋相对的。从我此处指称的意义上讲，它是由美国艾略特波浪和社会经济学的专家罗伯特·普莱切特（Robert Prechter）创造的。简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我们经历的社会风气是包容主义，类似于“我们都是兄弟”。
除其他方面外，这种值得称赞的态度为我们带来了欧洲一体化及其随后的修正案、全球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对中国的开放和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开放以及德国的统一。
然而，我们从大众心理学中获知，这种情绪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一次，盛极而衰的时点几乎恰好就在庆祝千禧年的那一刻来临。自那以后，人们的情绪显著地改变，逐渐转向了排他主义，所依据的信条则是：“为什么要关心他人？我们在忙着照顾自己。”目前，社会结构逐渐解体，社会契约形同虚设，体现这些现象的例子不断在新闻报道中出现。
几种社会类型同时存在
另外一个推动巨变的人口因素是我们同时生活在几种“社会类型”之中。过去，它们是相继发生的时期或发展阶段。
回顾过去，我们通常可以相当明确地区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尽管它们之间的界线常常模糊不清，以至于当代人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处在什么阶段。
首先，两种社会类型之间的进退易于做到，因为二者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数量相当。人们既能胜任在农场干活，又适合在工厂上班。
但这种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被摧毁了。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组织、知识和复杂性的社会中，而且彼此并行不悖。这带来了新的挑战。
信息社会致使时间和空间不再相关，这迫使我们同时也让我们能够采用全新的工作形式。我将在下文再次谈及这点。在知识社会中，体力劳动所占的份额在下降，抽象程度在增加，好比感官信息技术所做的那样。更多的真实只能通过语言感知，而非通过感官。组织的社会越来越多地失去其效力，从而变成无成果和无责任的社会。
但不止于此。封闭的部落式社会与抽象、开放、大规模的社会及其特性形成对比，比如自由、所有权、市场协调的自律力量以及要做出业绩的压力，还有就是冷酷无情。相比之下，部落式社会满足了密切、安全和归属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