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管理人员认为，只有对企业进行非常详细精确的“测量”才能提供信息，但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误解。即使相对粗略的数据材料也能包含很高的信息量。精确的内容在企业界是不多的，比精确度更加重要的是匀称性，即各种数据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
这是我为什么要用“测量”这个词的原因，但这个词还是要加引号。我在本章开头已经说过，我们在企业界不能指望有如自然科学或者技术测量那样的精确度。在企业界即使将来在这个范围里取得进步，但解释、评价和判断力至少和测量一样重要，因此管理人员系统地提高和锻炼他们的判断力十分重要。
绝不能只根据某个唯一的日期或数据对一个企业做出评价，必须做比较，特别是结构上的比较和时间段里的比较。依靠常见的预算比较、计划与结果的比较是不足以对一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成绩做出评价的。
最好是如我在“盈利能力”这一节中谈到的要分析36～48个月以上时段内的重要指标，看它的绝对数值和指数值。这些数字及其变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进行真正的讨论
对企业经营状况评价的核心效益指标（CPC）进行控制和报告，导致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工作会议的质量与意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每个成员的注意力被引到正确的事物上来。
研究这些问题的好处早在形成报告以前就开始了。如果人们一开始研究这些问题就会发现，与上述六个评价指标范围相关的哪个因素和变量最重要、最可靠，企业里或者科学界没有两个专家会有一致意见。
市场营销专家、财务主管、生产主管、研发主管等人的意见各不相同，那就要开展讨论，这是推动企业前进最宝贵的东西。即使长时间讨论之后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点并不意外），那么至少所有参加者比以前更了解企业了。他们对企业的特点有了更好的认识。他们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他们的思维、注意力以及行动变得更加有针对性，因为他们了解了正确的、重要的东西。
在讨论话题中，重要性相对低得多的员工积极性问题、领导作风问题、对企业氛围的担忧，以及企业文化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将退到次要位置。
管理中的生态思维就是未来
读者也许注意到了，我在这里使用了一些生物学和医学上的名词，例如健康、生存和生存能力等，对此要做一点解释。
第一，有些词语是产业界人士自己开始的（我认为值得注意），特别是那些有能力、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如果他们谈论一个企业，用了这类词汇就比财务上反映的企业状况含义更多些。表达财会方面的东西他们就使用财会方面的术语，一旦讨论中要表达关于企业方面更多的含义，也许要表达更加重要的概念时，他们就不自觉地经常用到生物学上的概念。
他们知道，一个健康的资产负债表还远不能表示一个健康的企业。曾经有企业连续数年提供了出色的经营结果，但通过对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的分析，该企业实际早已病入膏肓，最终还是倒闭了。这种情况就曾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瑞士钟表工业出现过，更早些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的欧洲办公机械行业也有过。同样的事情后来也发生在汽车工业、计算机、消费类电子产品、新经济行业以及金融业。这些企业曾经是工业界的明星，但灾难早已铸就，难以避免了。单靠财会机制微弱的警示信号不能让人意识到灾难来临，即使当今的财会业务水平也不可能。某些实践者喜爱用生物学上的概念，一定有其原因。因此我看有必要在本书中也使用这类概念。问题不在于这些词汇是否属于某个学科的专业术语，而是在于是否能够让人理解得更加清楚些。
这里提出对企业的评价指标说明了什么是一个健康的企业。如果所有提到的评价指标都处在一个良好的水平上，而且在继续改善，或者至少不再恶化，那么说明企业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虽然还没有理由高枕无忧，但最重要的方面已经处在掌控之中了。
第二，我猜测，我们将来领导一个企业，也包括领导一个社会的各种其他机构，从生物科学里要比从经济科学里学到更多的东西。我认为经济科学的一个重要缺陷是，人们还是一直用200年前常用的所谓“学科界限”的方法来定义事物。今天的大学在产生的当时把专业相互分得很清楚，所以也出现了各个学科。这样的科学工作组织类型虽然为科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但也一直存在问题，经常阻碍科学的发展。据说爱因斯坦曾讲过，亲爱的上帝不懂物理学。他这样说并不是要亵渎上帝，而是要表达这个世界、这个自然界不是按照学科划分的，而是一个整体。在大学和实验室里可以分学科隔绝开来，限制到少数几个范围内，但实际上一切事物都趋于统一。
经济学家没有把全部经济学当作关注的对象，而只是关注经济的某些方面，他们实际谈论和研究的不是经济学，而是经济学上的一些重要方面。经济学包含更多，尤其还包含整个人文科学。经济学不是一个抽象的学科，所以也被称为“人文经济学”（homo oeconomicus）。经济学是根植于社会中，并与社会密不可分的。
尤其明显的是在企业和企业的领导者的眼里。企业经济学没有把企业的全部当作研究对象，就如每本教科书中可以看到的只涉及了企业里有关经济的一面。经济方面当然重要，但是否就够了，还值得疑问。无论是聘用的企业家，自己本人，还是一个企业的机构，都必须把企业的整体，包括企业的所有重要方面尽收眼底。
这种纵观整体的目光实际上只有在生物学和所谓的系统经济学里才能找到，两者关系密切。生物学把有生命的有机体作为全部研究对象，系统经济学一直把一个系统作为整体30。所以我认为我们将从这些领域学到比传统孤立的学科里那种分解式的观察方式更多的东西。
这么说我并不认为一个企业就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人们有时候会遇到这种看法，但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注意，不能特意呆板和肤浅地去类比。但是深入一点确实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假设企业真的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我们可以从生物学上学到什么？
第三，我还要提出一种当前看来有点独特的想法，但也许不久将在竞争中起重要的作用。我在本书上篇的第5章里谈到的转化主要体现在信息学和电子学的进步与推动上，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观点：人类在走向信息化社会。还有人声称，信息化社会将导致一种所谓的模式转换，或者正在发生的变化，即基本上以机械学模式为导向的经济学转变为基本上以信息学模式为导向的经济学。
这种说法虽然不算错，但不是本质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模式转换，但问题是哪一种？信息学和电子学就其本质来说和机械学本身一样也是“机械式”的，甚至信息学简直就是超级机械学，超级机械式的思维方式。“双击鼠标器”是明显的象征。信息学和电子学创造了最完美的机器，这种机器里连摩擦与磨损这些古老的工程学概念都不需要了，我们需要的是让计算机完美可靠地工作。信息学还是完全没有离开以前的机械模式。
信息学首次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只有当信息学用来为社会组织服务，最主要的是为企业服务，使之按照生物学有机体的模式，或者按照生命系统的模式来运行时，那么才真正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到了那时，所有企业将施展各种可以与有机体相媲美的能力，它们的灵活性、适应性、学习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我组织能力，以及它们完美的效率。这个步骤是从机械模式迈向生物学模式，信息学在其中将成为“桥梁”，促成这一步的实现。
这最后的想法对于“顽固坚持股东价值理论的代表者”来说既不能理解也不感兴趣，但是对一个企业的最高层领导来说也许有点用，会引起他们的仔细思考。假如让一位竞争对手成功地利用信息学把高度发达的生物体的特性和功能用到企业极其烦琐的管理中，那么恐怕对所有竞争者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初的尝试已经在做，尽管看来还没有用，但是想法毕竟已经有了，比如学习式的企业组织、网络式结构等。当前的试验和文章我认为还是没有触及本质，因为这些东西还处在初级阶段，没有用上人类对生物科学、系统科学和控制论方面已经拥有的大量知识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