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经营管理一家公司，只有一种正确模式，那就是只关注公司的利益，而不去关注某个群体的利益，或所有群体的利益一起兼顾。不是“各个群体利益的最佳平衡”，而是“公司的最佳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即公司在经济界必须要完成的具体任务。下面我们谈谈公司资本主义的模式。
世界各地真正的企业家，今天真正强大和健康发展的大公司的领导者，他们的最高准则绝不会发生动摇，他们要获得的最大收获不是盈利，而是尽最大努力地赢得客户和创造市场业绩，获得企业的发展潜力。他们当然也关注盈利，但不是挣回来首先可以花掉的盈利，而是看作又可以拿来投资，用于消除风险。他们的底线不是财务会计认为的那种底线，而是企业的生存底线，他们的最高目标是公司的健康和活力，在英语中被称为“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尽管“活力”（viability）这个说法更好些。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关注纯粹意义上的盈利增长，他们关注的是加强市场地位，加强市场地位的结果才是盈利。他们的标准不是做大，而是做强。他们认真地区分不同种类的增长，区分哪些是导致“强壮”的增长、导致“虚胖”的增长和导致“癌症”的增长。
概括来说：
他们扩大市场地位而不是扩大增长；他们扩大顾客效用而不是扩大自己资本的盈利；他们扩大创新能力而不是扩大盈利；他们完全认识到投资家和企业家的差别；他们注重客户价值，在此结果上才关注股东价值；他们开始做计划，不是靠金钱而是靠他们的使命。
把盈利当作结果，不是当作原因，通常要比其他情况下获得更多。因此股东们也获得了资本收益，这是企业成功的结果，不是通过对企业的经济盘剥得到的。
注重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健康发展是唯一的出路。其他所有人的利益，无论他叫喊得多响、多卖力，都要相互比较，考虑是否有悖于企业的利益；唯一的出路是把短期和长期的发展思路结合起来；唯一的出路是配备好企业的最高领导机构，把他们的任务和分工落实好，调整好他们之间的合作和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企业的关系；唯一的出路是去解决最棘手的冲突，这里指的是有关企业的目标、功能以及价值取向（公司治理）方面引起的冲突。
在某些方式上是一种向公司资本主义的回归，但只是从片面的角度来看的。例如彼得·德鲁克曾经这么说过：“早年公司资本主义的出现相当于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只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可能的。正确的答案在刻画出一个健康企业的六个关键指标中，在集中的绩效控制中，为什么这么说24，我将在下一章里再谈。
企业监事会的关键任务是，要对这个重要问题拿出一个答案，并且作为最高目标交给企业。小企业里找不出答案，相对来说可能也不重要。大企业在这方面承担特殊的责任。最严格的财经纪律和实实在在的业绩是最高原则。老的公司资本主义形式在这里不灵了，单一的金融增值是不够的。一味地追求金融增值的后果是，企业其他的重要因素开始慢慢被忽略了，到后来急剧加速地被忽略了。还有可能出现的后果是，错误地理解增长和做大，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每个处在困境中的企业兼并所显现出来的。对自由企业制度感兴趣的人，除了金融增值以外，还必须注意许多其他东西。
我们要注意经济运行的环境，没有一个社会可以不讲经济而长期稳定。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无论人们处在什么生活水平上，仅仅为了让股东们富裕起来，就无法让人们去多工作、多出产品，并且还可能在一定情况下遭到成批解雇。人们从事生产（有可能还做出一点牺牲），必须是为企业服务，但决不愿意为了让“富人更富”。所以在媒体社会里，股东价值理论无论被人如何解释，那些真正做出成绩来的人还是明白的。人们以为从新兴市场的股票期权中找到了一个激励员工，让他们增加财富的妙方，但股票期权系统实际上的全线崩溃，有力地证明了股东价值理论的事实结果。
同样，不能拿为公司经理发财的理由要员工去努力工作，达到的唯一的结果将是新的阶级斗争、工会的抗争和员工的消极怠工。今天已有这方面例子，出现了企业管理人员和董事会肆意从企业为自己捞取经济利益。这虽然是少数的例外现象，但在媒体的作用下，给整个管理队伍的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对于媒体来说也可以理解，它们感兴趣的不是那些正派的、谨慎行事的管理者，而是另一种人。
这里涉及的远远超出了经济效益的范畴，尽管经济效益是如此重要。一个社会如果一切服从于经济效益这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社会是否能够长期稳定还是值得怀疑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所有的政界伟大人物和思想家（特别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人物）都得出结论：把一切社会目标都放到唯一的某个目标（无论哪个目标都一样）之下，最终将摧毁社会的能力，更不能达到什么目的，获得什么效益和成绩，甚至根本不能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