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种理论中，有一种被称为“利益相关者价值”的理论得到了普及，其基本观点如下：如果企业管理者不对某个专门的群体负责，那么企业必须按照所有对企业有利益关系的群体的利益来经营。“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做最好的平衡”，包括股权持有人、公司员工、供货商、银行，可能还考虑当地的政治团体。无论这个包罗万象的“和谐模式”多么有道理，但它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企业将听任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不断变化着的利益摆布，始终处在冒险中，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特殊利益而不得不牺牲企业的经济目标。在美国和英国是工会，在意大利和奥地利是政治派别，它们数十年来利用大部分产业界的企业为自己谋得利益。
通用电气公司的执行总裁拉尔夫·科迪纳尔于20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提出了利益相关者价值理论，这个理论的出发点是有点道理的，但什么才是他认为的“利益的最佳平衡”（best balanced interest）？企业要达到什么具体的成绩和效益？管理者的责任如何真正落实、完成，并且在一定的情况下必须做到？
实际如何实施，从来没有人找到过答案，所以这个理论的下一步发展只是停留在设想上。实际上企业的管理者（与监事会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最终没有负责，许多情况下干脆束手不管，自己落得轻松，或者扮演一个“老好人”角色。在缺乏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下，什么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就按不同情况随意决定了，不少夹杂了自身的利益。这类情况虽然不是到处如此，那段时期确实有公司经营得堪称模范，但是经营得好的原因在于人——具体办事的个人，而不在于这种资本主义模式。
这是以前美国体制上的一个弱点，加上股票市场提供的条件使公司收购成风。20世纪80年代股市暴涨，导致了著名的股市泡沫。这种发展结果是由体制造成的，但是开始人们缺少获得资金的渠道。美国银行对恶意收购不能投放资金，因为受美国专业银行制度所限，也出于原则上的考虑，或者由于担心贷款风险而谨慎行事。投资基金体制、养老基金体制的出现，给公司收购热潮创造了条件，导致了少数一些机构手里出现从未有过的资本积累。单就养老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控制着25000亿美元，今天更是增长了许多倍。它们在美国作为资本积累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银行。
这里聚集起来的资金要寻找投资和获利，这笔钱的大部分就流进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美国的“就业者”就通过养老基金成为美国经济的“财产所有者”。彼得·德鲁克早在1976年《看不见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这本无人重视的书里，把出现的现象称作“养老基金社会主义”（pension fund socialism），这是一种美国式的全民资本主义。养老基金用超过50%的钱通过股票或者企业债券参与了大型企业的投资。
千百万的美国人就这样成了美国大型企业的“财产所有者”，这笔钱的掌控权直接或间接地落在养老基金经理的手中。说它直接，是因为他们直接参与有价证券的交易，间接是因为他们把钱放入了投资基金。这样就必然出现两种结果。
第一种是负面的结果，促成了恶意收购风。以前的华尔街野心投资家若没有养老基金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是无法实现恶意收购计划的。尽管基金经理对于第一批行动完全持怀疑态度，但实际上他们有的甚至因法律所迫而为之，否则他们可能会因为没有达到增值目标而遭到投资者的职业背叛指控和要求赔偿损失的指控。
能干的基金经理们当时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结果证明，经恶意收购后的企业几乎没有一家比以前情况更好的了。实际上只有“管理式收购”才有好的结果，但不是恶意收购。
除了少数例外，这场企业收购风的结果是公司因不堪债务负担而纷纷倒闭或破产。企业的员工还有更加糟糕的结果，他们痛苦，变得玩世不恭、漠不关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被当作商品一样对待，最终被成批解雇；而他们的领导，当初信誓旦旦，又是忠诚度，又是积极性的鼓动，最终把全体员工“坑害掉了”，领导自己却经常在巨额交易中获得好处。无论他们出于什么意图，在员工看来，领导鼓吹的一切都是欺骗。这个教训不仅涉及直接受害的公司，影响还波及更远，因为每个公司里的任何员工都不得不预计到，同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到自己身上。几乎找不到比这更快更有效的途径来破坏一个社会的“凝结剂”了。
野心投资家和他们的助手一直都在为他们的做法辩解，他们认为股权持有人是在这场并购风暴中获得了好处的。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我们要问，这种好处的社会代价是不是太高了。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不对，至少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情况下，被炒到高得离奇的收购价格只有一部分是用现金支付的，有的甚至根本没有用现金支付而是用债券支付的，很大范围是用垃圾债券支付的，大多数债券在公司收购行为结束后就很快失去了价值。最后除了野心投资家本人、投资家的律师、几个管理者和投资银行家捞到了好处以外，没有人从这场恶意收购风暴和轰动的投资炒作行动中得到好处。
公司收购风暴带来的第二种结果（实际上是正面的结果）是美国公司的经营方式在短短几年里得到了彻底改变。公司突然追求起效益来了，无论是抵制被收购方面，还是收购以后的追求成功方面，或者在一般人眼里的好好立足。但这种值得期待的变化直接显示出负面的伴随现象：企业的高层领导发现不得不把企业按照某些导向指标来经营了，这些导向指标却与坚实的创业精神毫不相干，而是来自金融分析师的注重短期的、急迫和贪婪的期望。人人都不得不注意，不要成为野心投资家贪婪的对象，所以要尽其所能地把自己公司的股票价格抬上去。
由于上述原因，利益相关者价值模式失败后出现了“股东价值模式”。野心投资家要实现他们的计划，只有让人相信，要更好地为股民的利益服务。这一切当时没有出现，是市场的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恶意收购的目标达到了，这时候把舒服地打着瞌睡的、以为各方面都安全可靠的、不向任何人负责的管理者惊醒了，也把常年对管理者的不良成绩持容忍态度的监督机构惊醒了。有关公司治理的讨论也随之被推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