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错误估计
评价企业领导的质量和作用需要有个标准，可以用来做比较。若企业领导和监事会发挥了作用，就不会允许发生像前一章里谈到的那些错误，他们可以反对，哪怕迟了一步，也还可以做出应对措施。有时候出现一种不同意见，很多原因不在经济上，而在政策上。夸大或缩小问题都不是好办法。把原因归在政策上，即使是对的，最终也解决不了问题。事情要看结果而不是看原因。
假如有人宽容地对以往的成绩做出完全正面的评价，因此得到结论，看来公司在整体管理上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改变了。那么问题是，就按前面的方法来管理企业，能不能应对未来。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对此我有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点理由，一个企业的领导必须要准备好应对最困难的情况。如前面提到的，在正常的经济形势里，行政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的工作负荷只用到了部分，或者更少，他们的工作质量和效果只有在困难情况里才真正显示出来。只有遇到好的或者坏的特殊情况，领导机构是否胜任他们的工作才看得出来。特殊情况下的工作要求，无论是危机情况，还是遇到绝无仅有的好机会，就是对企业最高领导的作用和工作的衡量标准。
第二点理由，企业最高领导的作用以最关键时刻的表现为衡量标准，这是根据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所要求的。
自古就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上帝想要毁掉一个人，就先送他40年的成功。”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得到长期经济增长的好处和恩惠。如果事物的发展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么难免又要出现反复。人们几乎总是误以为事情必然是直线发展的。一种发展持续越久，那么就越有可能发生转变。事物的持久发展也孕育出错误的期望，这也是每个社会最大的危险之一。只有优秀的领导才能够认识到这种危险，做好应对最困难处境的准备，避免这种危险，做出正确的反应。不是拿一般情况，而是拿特殊情况作为衡量标准；不是看顺利的发展，重要的是看形势突变时的表现；不是看连续的发展，而是看发展中断时的表现。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将持续发展，这期间许多人缺乏了理智，也不坚持怀疑了。只有少数企业对似乎突然出现的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提前做好了准备，尽管这种状况的到来是可以预见的。
我在1990年夏初出版了《世界经济中的危机风险》一书17，书中的观点与经济专家、顶级管理人员和政治家的普遍观点截然相反，因此还在一段时间里受到了激烈讨论。后来真正出现的经济形势在当时的讨论中被认为根本不可能。所以有人认为，我在书中的有些观点完全是在感情用事。由于这个原因，我对那段时间以及对企业家的风险意识不足还记忆犹新。
根据主流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也根据大部分政界、经济界的领导精英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本应该成为20世纪的黄金年代。这样的观点不是没有根据的，依据主要有两点：第一点依据现有的欧洲内部市场，期望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消费和投资增长；第二点依据东欧剧变，并由此引起预期的新的市场需求。这是推动经济的最好预期，没有比这更好的想象了。
我本人当时的思考和分析得到的是相反的结果。那时我认为，出现严重和长期经济衰退的所有条件已经满足，与之相联的还有以高失业率以及（与20年前显现出的经济通胀相反的）货币紧缩为标志的经济局面。我认为，60年后重复20世纪30年代经济的条件已经满足（还没有到必定条件）。我分析后提出警告，不要高估前四个10年的发展趋势，建议准备度过一个长期艰苦的“经济冬季”。我的观点是，经济已面临一个严重的适应期。如果经济界和政界没有一批冷静与缜密思考的领导行动起来，富裕国家和富裕社会不仅要做出表面上的小修小补，而且将触及民主社会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的形势发展至今，完全推翻了当时人们推断出来的趋势。在经过了长时间顽固的经济衰退之后，我们现在还没有像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走到困难的尽头。我建议要有这样的打算，经济和社会的根本性变革我们才经历了1/3，也许甚至只有1/4。更大的困难还在前面，解决这些困难依赖于领导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在不同的地区有所差异，但基本上只有少数情况与我上述书中所述的不同。这种变革在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个国家处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危机中。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欧洲东部发展的希望几乎全部落空，当时的东德地区尽管投入了大批援助，还根本谈不上“繁荣景象”。拿最好的例子捷克来说，它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荷兰和英国近来的情况虽有所好转，但它们的调整也尚未结束。
欧洲的经济衰退同时也发生在美国，恐怕还要更早些，但美国的企业，主要是工会比欧洲人做出了更快、更激烈的反应，因此美国得到了更快、更明显的阶段性复苏。另外美国经济调整中的福利开支还没有得到完全保障。不管怎样，经济调整至今导致美国人的平均收入跌落到了1956年的水平。美国的关键问题是那里产生的金融泡沫。
除了日本以外，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不同，那里的经济成就远远没有像媒体报道或者像大多数领导所相信的那么大。许多迹象证明，恰好是那些最成功的亚洲国家不久将面临严重的经济打击。几个南美洲国家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也不能说问题都解决了。非洲国家除了少数例外，目前可以看作毫无希望。
经济和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变革。从这场变革的程度和重要性看，可以比作每隔200～250年发生一次的历史大变革18。一次类似的变革发生在13世纪，其特征为出现了哥特式艺术，产生了现代城市以及第一批大学19的精神生活中心，出现了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等新的修道会，手工业行会成为主要的社会结构，重新出现了大型室内交易。
另一次同样深刻的变革发生在1455～1517年之间，以书籍印刷的发明为开端，以宗教改革为特征。那时文艺复兴出现了，美洲大陆被发现了，科学产生了，医学得到了发展（尤其是解剖学），阿拉伯数字得到广泛传播。
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变革开始于18世纪中期，美国宪法出现了，瓦特对蒸汽机进行了完善，以及由此产生了工业化，发生了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这次变革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也出现了现代大学，产生了自由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形成了新的欧洲社会结构。
这些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每次在大约50年的时间里，社会或当时的世界发生激烈的变化，以至于后来出生的人对他们父辈或者祖父辈时代的世界根本毫无概念。对于人的一生来说，50年看来是长了，但历史只是短短的瞬间。50年相对于中世纪的人均寿命，相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法国革命时期的人均寿命来说都是长的，因此那时的变革要经历几代人，而到了今天，即使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50年时间也不算特别长了。
当前的变革要比以前的更加复杂，让人感到更加激烈，因为人口特点和心理学的基本条件都不同了。适应变革的压力以前分散到几代人身上，今天集中加到了一代人身上。这是涉及人的方面。从前没有一代人达到现在高度的富裕水平，所以现代人也达到了最高的娇气程度。这是涉及心理学的一面。从前的人对生活、社会和国家都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过去也没有幻想，大多数人在变革前后生活得都不好，所以也没有特别的期望和要求。今天情况就不同了，当前发生中的变革涉及一代人，被过于娇惯的一代，所以富裕的生活水平哪怕只要稍有一点下降，他们就感到情况太严重了。因此针对领导的要求，对度过这场变革的领航人的要求就更高了。
根据一切可以看到的现象，几乎不用怀疑，我们处在一个广泛而深刻的快速变革的时代，就如前面提到的几次大的历史变革。过了10年后，最多20年后，不会有当前这么多的变化。究竟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差了，现在还没有答案。所有上述几次大变革至少都会带来生活条件的影响，带来权力中心的变迁和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
这种变革的过程以及带来的结果不可能在细节上都能描述。尽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么多的未来学家和预测大师，但未来是不可预言的。能够被描述的则是已经开始的发展，或者将要开始的发展及其后果。这看起来有点像预言，但还是不同的，这里说的是对已有基本发展模式的思考以及符合逻辑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