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产生的公司治理，是一个畸形的怪胎，它导致经济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有形和无形损失的产生。只要股价再一次跌落，这一切就会显现出来。
公司治理最遭人诟病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条：①公司治理被丝毫不加考虑地当作股东以及股东价值服务的工具；②价值提升被认为是一项正确的战略，市场价值被当作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③金融分析师懂得如何对企业进行评估。按照这种观点，公司治理退化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原始形式，堕落成了依靠某种程度上的犯罪方法及纯粹金钱操纵的极端做法，这对于企业的不利影响不言而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体系本身决定的，这不关系个人失误，也不涉及道德或伦理问题。促使其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体系本身固有的、基于对企业及企业目标理解的错误逻辑。
错误发生了，却没有纠正错误的工具。而且恰恰是在那些对理性尺度有迫切要求和强烈渴望的经济部门中，在过去几年里一直不曾出现理性思维的关键要素，即制度化的批判，它在很大程度上失灵了。在美国当然不会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那里是错误的发源地。但是在德语区的企业管理学界竟然基本上也不曾提出过异议，非但如此，他们还十分狂热地参与到把错误合法化和更大规模地传播出去。而那些提出质疑的学者，只占很小一部分，他们弱小的声音被多数派掩盖，这是极其不公平的。科学的论证被抛弃，陈腐的教条却受到了欢迎；公司治理的错误被当成了以股东价值为核心要素的“新经济”的崭新范例而大受追捧，而批评者则忍受着无视、嘲笑，要么被看作是无能的老顽固，要么直接遭受着打击和排挤。虽然除了那句诵经一般的口号“这一次一切都不同了”之外，没有其他论据表明新经济能带来什么好处，但是它得到了众多信仰者几乎带有宗教狂热性质的推崇。这种错误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诞生，从90年代中后期起，其又为欧洲不加批判地接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天真地大肆模仿。
股东价值——荒谬的逻辑
在大多数新一代年轻的经理人、媒体工作者、分析师、咨询师、管理培训生以及学者心目中，股东价值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价值提升战略，显然是唯一符合逻辑和令人信服的公司治理方式。
这些经历尚浅的年轻人解释和判断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以“牛市”为前提的，没有人意识到，对于股市他们只知道一半真相，而且还是令人愉快的那一半。这些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熊市，不知道它究竟有多残酷，不知道它会持续多长时间、股价会惨跌到何种程度，也不知道历史上每次牛市过后无一例外都会出现熊市，那时候股价往往总会跌回牛市的起点，甚至更低。他们学的都是股东价值的相关知识，经历的都是股市繁荣，因此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替代的东西。他们也不了解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末会出现这种理论，它的时代和现实背景是什么。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清楚，所以才会把这种理论想当然地当成唯一的真理，并且以一种盲目的顽固性坚决捍卫它。
然而股东价值理论绝不是唯一的选项。只是对于新一代年轻人来说，它是最新的同时也是最糟糕的理论。它应该被当作危害最严重、注定存在时间最短的理论来看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彼得·德鲁克就明确对其提出质疑，之后也多次重申这一立场。而我也从1994年开始在许多作品和评论中表达过对这种理论的批判。
误导和危害
一句话概括以上观点：股东价值理论是错误的，充满了误导性，并且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十分危险。对这一理论的推崇和遵循将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在与之相关的各种讨论中常常听到的批评意见多是认为公众对股东价值的理解不正确，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并非对其理解不正确，而是它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股东价值不应当作为企业经营和管理活动可持续发展的基准。股东价值非但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反而与预期背道而驰：资本被挥霍殆尽，创新和投资遭到仇视，资源配置不当，最终既不会有益于股东（特别是养老基金），也无法对管理产生积极效果，更不必说促进企业的正常运转了。股东价值的信徒们声称它能带来更多的收入、更高的利润率，然而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股东价值论绝无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只能带来纯粹的金钱导向和驱动。此外更加糟糕的是，它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分歧，引发可怕的社会斗争，从而使国家权力层威信扫地。
然而尽管如此，对于管理者和监事会成员来说，还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能真正说服他们放弃把股东价值作为自己的行为准绳。而且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社会不同于统一的自然界，不存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自然法则。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决定信奉哪种理论和不信奉哪种理论，哪怕他选择的理论并不正确。理性的做法应当是，在选择时对所选理论可能出现的后果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且和其他可替代的理论进行比较。
除此之外，股东价值论带来的另外一个不可避免的恶劣后果是，管理者试图，更确切地说被迫动用一切资源竭尽可能地让企业在实际收益率不高的时候看起来仍然有钱可赚。他们为公众描绘雄壮绚烂的空中楼阁，用蒙蔽和欺瞒的手段讨好公众。在这种动机下，没有真正的利润，就用备考利润代替；美化资产负债表，直到开始伪造和虚报；清空股市的全部储备，或者实施股价管制……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不辜负之前自己提出的那个期望。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股东价值理论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偶发状况或是极少发生的个人失误。这种弊端是系统本身固有的，崇高的道德和伦理要求并不能指引我们走出困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真正的系统架构缺陷，而非个人伦理和道德的缺失。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被揭露了出来：面对投资银行、资产监管、证券经纪等领域，甚至包括整个华尔街的腐败堕落，头顶神圣光环的审计行业，手握监督的正义权杖，长久以来却以一种无法想象的方式缄默着，直接或间接地充当着犯罪活动的帮凶。至于美国高管们“绝不在资产负债表上弄虚作假”的承诺，很难被看作是资本主义自我净化能力的表现，显而易见，这实际上是一种不适宜的制度的破产。
错误的发问
以上错误的出现，其实源于一个错误的发问：企业管理应当服务于谁的利益？从这个问题出发，思路的逻辑似乎很容易就联系到了股东身上，但是这只是个假象。“股东”这个答案既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也不像很多人说得那样是唯一的选择。只有在极其少见的特定条件下，这个答案才成立。
比如在美国历史上，只有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过这种“极其少见的特定条件”，其他大多数国家则几乎不曾出现，即使出现过，程度也非常低，通常只是人为的，或暂时强加上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东南亚四小虎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这些地方就是人为地创造条件——基于金融泡沫的过度负债，因此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就崩塌了。
之前或许尚不明显，但自2000年以后这样一个事实却越来越凸显出来：股东价值论只有在股价普遍持续攀升的时期才有意义，股价持续攀升是保证其合理性的唯一可能。自1982年道琼斯突破1000点，创出美国历史新高之后，美国的确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牛市时期。对于那些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活跃于股市中的人来说，1982年是一个陌生的年份。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些虚假的资本市场合理性理论的影响，而且在做出判断时过分相信他们“过人的智慧”，想当然地把股市上发生的事情与经济繁荣和企业业绩放到了同一对因果关联中。
这些人的过分自信与对新经济的憧憬连在一起，在很短时间里就引发了公众大规模的投机狂热。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种狂热每隔60～70年就会出现一次，而且非常强烈，足以让人忘记所有惨痛的经历。人人高呼着“这一次一切都不同了”原本应当引以为戒的教训被丢弃到一边。事实上，股价会一直上涨，只是一个荒谬的假设，而恰恰是这个荒谬的假设决定了公众思考和行动的方向，由此出现了同样荒谬的做法，即把公司治理也建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虽然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但是公众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无妨，随着熊市的到来，这种想法的荒唐实质会越来越明显。
错误的环境
股东价值论最大的伪合理性出现在从事跨国经营的大型上市公司中，当它们的股票升值的时候，或者说只要它们的股票持续升值，股东价值论就会一直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可行的。然而实际情况是：第一，即使在那些企业里，这种合理可行性也只是表面现象，并不能形成真正的逻辑；第二，这些大型企业并不能代表整个经济，它们只是获得了媒体的过分关注。无论在任何国家，大型企业的比重只占整个经济的很小一部分，它们创造的价值几乎从来超不过总值的1/3，它们能消化的就业人数也小于就业总人数的1/3。从这种意义上说，虽然大型企业很重要，但它们对整个经济活动不具有典型性。
这当然也不是说，股东价值论诞生10年之后才出现的诸如网络和电子商务企业这种引发了公众强烈关注的经济部门，就能代表整个经济。不仅如此，它们也不能代表新经济。越大张旗鼓对此进行宣传的人，就表示他对经济的理解越浅薄。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2/3的经济效益是中小企业创造的，它们对就业市场的贡献率也达到了相同的份额。对中小企业来说，股东价值论即使经过善意的调整和改善，也找不到用武之地，不但如此，其错误和危害性的一面也会很快暴露出来。所以在中小企业中我们见不到股东价值的踪迹，但也恰恰由于这一点，中小企业却被那些自诩为“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的人一再贬低和批判。
什么是中小企业？这个概念的表述并不清楚，也容易造成歧义。中小企业指的不是中型和小型的企业，而是泛指各种类型的工商经营类企业。在这个群体里常常可以找到一些在各自领域称得上是“世界冠军”的典范企业，这种企业的数目比公众和专家知道得更多。这里只列举几个在德语区外也同样知名的代表：列支敦士登的喜利得公司，奥地利的施华洛世奇公司和劳合公司，瑞士的和罗技公司和施耐德公司，还有德国的勃林格殷格翰集团、斯蒂尔公司、伍尔特集团、美诺电器以及奥托集团，等等。
在经济繁荣时期，这种类型的企业几乎从不见诸报端。媒体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大型康采恩以及新兴网络公司上，对经济贡献最大、最重要的企业群几乎透明不见。这导致了公众对整体经济形势的把握是扭曲的，大型康采恩和网络公司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代表经济的全部。
因此，与传播甚广的错误观点相反，这层意义上的企业管理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发生的，它既不依赖于企业的规模、所处行业、法律形式或者融资手段，也和企业上市与否没有关系，保时捷、宝马、雀巢公司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利益相关者——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回到刚才那个错误的问题，我们能找出成千上万种回答，而只有在极其罕见的特殊条件下，“股东价值”才会看起来像是唯一的选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各种各样金融丑闻的揭露，之前股东价值的那些坚定捍卫者发现，这个理论中确实存在有待商榷的地方，于是他们立刻做出了重大“改革”——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事实上他们没有看到，这个重大改革只是之前错误的受益群体理论的变种，很显然他们也不知道，造成股东利益偶然合理性的恰恰就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失灵。
一直以来被作为衡量管理正确与否基准的股东及股东价值，其公信力在逐渐下降，怀疑渐渐在公众中传播开来：正是这种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企业管理和企业评估，造成了各种形式的泡沫，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然而人们没有从源头重新衡量这件事，而是在匆忙中又制造了一个新的错误，那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利益相关者。
这个新理论听起来十分冠冕堂皇：企业管理不应当只建立在唯一的受益群体，即股东的利益之上，而是应当把更多的群体纳入考虑范围内，也就是说，企业应当关心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然而事实上，这种思路紧紧地和一系列危险错误连在一起。
利益相关者概念无法促成对股东价值论的深入思考和改革。相反，正如历史一再向我们证实的那样，它给企业管理带来的危害和失误比损害股东价值还严重。
在历史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它是股东价值论的前身。它产生于1952年，当时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拉尔夫·科迪纳在回答“一家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对谁负责”这一问题时，给出的答案就是利益相关者。问题问得正确无比，然而科迪纳的答案却大错特错。后来，利益相关者理论失败了，之后从其失败中才诞生了股东价值论——其创造者阿尔弗洛德·拉帕波特相信，凭借股东价值论，散漫的企业管理“终于可以继续向前发展了”。
既然除了股东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都被圈入考虑范围内，那么低回报率就再也找不到得以原谅的理由了。拉帕波特和其他人清楚地认识到，企业管理要对所有受益群体负责，就必须保证他们各自的权益都能实现，而实际上这样的管理无法对任何人负责。出现错误的时候，人们大可以搪塞说是为了保证权利，或是为了照顾利益。先是员工和工会的利益得到满足了，接下来是供应商、顾客、学术界、政府等，失败的管理总能找到一大堆牵强附会的理由。
我并不是说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做法不能成就好的管理，当时也的确有许多管理相当出色的企业，通用电气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也必须承认，这种做法也给了不好的管理以可乘之机，使其可以在无数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掩护下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把利益相关者置于中心的管理理论，无论它是如何定义的，都会使企业不可避免地沦为在力量此消彼长的各个利益相关群体中间被踢来踢去的皮球，管理绩效将无标准可言，其后果将是毁灭性的，无数历史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遭受工会奴役的英国工业界——它们当时几乎全军覆没；想一想曾经深陷在政府腐败沼泽中长达数十年的意大利企业界；想一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奥地利所有被收归国有的企业所遭受的惨败。每个失败背后都有一个维护大受益群体的正当理由做后盾。
基于利益相关者，这个在拉帕波特心目中更好的解决途径实际上却是个更大的灾难。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造成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崩溃仍历历在目。现在我们知道了，管理好企业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企业自身要处于中心地位，只有以企业为中心，管理才能自动以绩效和竞争力为导向。这样一来，我们就有足够多明确的标准指导和评估管理者的工作成果了。
虽然对企业有利并不意味着对所有利益相关群体都同样有益，但是正当权益已经由此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如果企业管理不善，那么最终任何权益都得不到满足。
创造就业岗位的虚假方法
总是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股东价值论和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维持（早已过时的）福利社会结构，这是它们的优点。不过反对这两种理论并不与此相矛盾。在就业问题上，根据当时政治局势的不同，从这两种理论中总能找到一些得分点，不仅政界人士，就连企业家、高层管理人员、协会官员都容易受到这些得分点的影响，但是它们显然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只有把企业本身、企业的经营绩效置于中心，才是工作岗位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
正确的解决途径
企业的任务是向市场提供生产和服务，这不是什么莫名的抽象观点，而是必然的，企业必须提供顾客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并不是完成某项特殊责任，而是让顾客得到满足。
如果企业为了满足顾客而需要雇用更多的员工，那么工会也会跟着高兴；可是如果企业运转需要的员工人数越来越少，那也不能仅仅为了让工会高兴就阻拦企业裁员。顾客的满足总是高于员工利益的。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信奉者常常借强调顾客的重要性来鼓吹自己的那一套，他们宣称顾客也属于利益相关者群体。但是在企业经营和管理的逻辑中，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如我在讲“外部环境”时说过的，顾客虽然是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但它不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说得更明白一点，顾客从企业本身得不到任何利益，他们的利益在于企业的产品。[1]对于顾客来说，不论供应商有多么重要，他都要排在次要地位，这是因为顾客手中掌握着选择权。在市场经济中“顾客”这一概念的界定依据为“是否有权做出选择”。如果顾客对某个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不满意，他就会转向别的企业。因此对所谓的“顾客忠诚度”的期待完全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对此孜孜以求。实际上那些看起来很像是“忠诚”的东西，自始至终都是“利益”对比分析的结果。顾客只为他能得到的“利益”付钱。
一定会有人反对说，顾客能从企业的产品中获益，因为他们需要能提供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并且依赖于这些企业。必须承认，顾客的确需要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且运转正常，顾客就有很多购买产品和服务的可能。任何一位顾客切身利益的满足都不会依赖于从某一个企业处获得的价值，因为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他就失去了选择权，因而不再能被称为“顾客”，而成了垄断企业的附庸。因此即使顾客和企业的关系再好再融洽，他们之间的友谊看起来多么牢靠，这种融洽和牢靠也都是建立在顾客从自己利益出发的满意度及其做出的选择上。
值得注意的是，常常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意味着企业即使把产品白送给顾客而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样的反驳恰恰暴露了这些人对经济学一无所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会给企业带来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大的市场力量。
因此，好的、值得信赖的企业管理逻辑思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提供比现有的所有竞争对手更能令顾客满意的产品和服务。[2]顾客利益和自身竞争力是企业管理中不可动摇、不可轻视的两大基准。谁能满足顾客，谁就有资金来源（有投资人），反之则行不通，“网络公司”的教训足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如果要讨论“价值”，那么也应该讨论“顾客价值”而不是“股东价值”，企业管理的实施应当不折不扣地建立在顾客价值的基础上。在接下来要谈的“企业战略”一章中，我们还要详细地讲什么是“顾客价值”，如何对其进行量化，以及怎样才能把它变成可行的战略支柱之一。
现在把目光转向利润。顾客价值不但与利润有关，而且关系到利润的质量和利润的实现形式：从满足顾客需求中获得的利润，与从单纯的资产转让中获得的利润完全不同，更不用说那些靠着对资产负债表动手脚伪造出的利润了。
无论如何转换概念，只要提问的出发点不对，就永远得不到正确的答案。所以提出问题时不仅要提前做好准备，而且要保证遵循的是正确的逻辑思路，即不是如何分配经济效益，而是如何获得经济效益。因此，刚才那个错误的问题应当变成这样：对一个企业来说，什么才是正确的管理？在此基础上向前再进一步：怎样才算是一个强大、健康、充满活力的企业？为了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企业，高层管理者还有监事会成员的责任何在？显然，对此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答案了。
不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写字楼，不论是生产的是“砖头”还是“字节”，只有正确地管理企业，才能创造经济效益，其表现方式可以是生产潜力、产品和服务、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工资、税收、利息和利润等。
经济效益只有被创造出来，才能进行分配，股东价值关心的问题也就获得了意义，即应该分配给谁，分配多少。也只有这时才有必要考虑，哪些利益群体（无论他们如何认为自己有权参与分配）有资格参与分配，分配的份额是多少。这个时候当然有很充足的理由优先考虑股东的利益。
过去我一直在和不同级别的管理者探讨这些问题，他们当中没有人提出过任何确凿的反对观点，特别是有企业家在场的时候，无一例外地表现出赞同的态度。没有一个企业家是按照股东价值相关理论管理自己的企业。对于真正的企业家来说，这种管理思路根本是无稽之谈，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并且天天都切身经历着，真正掏出钱来付账的是顾客，而不是股东或其他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