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象棋和经济运行之间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相似性。因此在经济界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游戏参与者”或者“游戏规则”这类说法。但若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两者的相似度其实并没有多高。国际象棋的复杂程度完全无法和经济运行相提并论。经济界不存在数量固定的“棋子”，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相反，每个企业、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处在持续变化之中，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任何人能占有完整的信息，即使是最周密的市场调查也无法网罗全面动态，比如现在这盘“棋”已经下到哪里了？下棋人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他们在整个棋局中发挥怎样的影响？作用是什么……诸如此类。在经济界，人们的判断几乎总是建立在揣摩和推测的基础上，有时他们甚至连自己正在下哪盘棋也搞不清楚。个人是如此，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除了极个别情况外，企业很难了解自己的准确市场位置，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出调整，这一点即使在信息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也没有任何改善。没有人能明明白白地说出，在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推动下，企业接下来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大部分信息都是不确定的，未知变数存在于每个角落，渗透到各个环节之中，一切都在变化。市场上可供每个参与者选择的行为方式可谓千变万化，程度和数量都远胜于国际象棋。而且，这种变化性完全是不可确定的。
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在一个很小的企业系统内部，其变化组合的种类数已经能达到天文数字了。这样的系统在专业术语中被称为“高可变性系统”。由此，管理的核心问题也应当随之做出变化：怎样控制高可变性系统。这里我们还要再一次引用斯塔福德·比尔的那句名言：“如果说控制论是有关控制的科学，那管理就是关于控制的职业——在某种特定的系统之中。”从系统复杂性的角度出发，无论本人愿意与否、是否知道，每个管理者其实都应当是一位控制论专家，充当起一个掌舵人的角色。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门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的科学。而且和许多人想象的不一样，这门科学既不是工商管理，也不是经济学，而是控制论。
现实生活中可能导致复杂系统产生的情况多到数不胜数，我们不得不面对引导和控制如此庞杂的复杂系统的难题。怎样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呢？该由谁，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调节、引导这些复杂系统呢？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首先把目光转向自然界——一个司空见惯却又引人深思的现象：自然界没有管理者，也没有人对它进行调节，它自己管理、自己调节。自然界最根本的两大控制论法则就是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这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功能法则。
控制论是一门适用于所有系统类型的跨领域科学，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在技术、经济、社会系统之中也能找到这一基本法则的影子？或者反过来，控制论可不可以在这些领域找到用武之地？例如，把控制论应用到汽车领域，就出现了诸如ABS（防抱死刹车系统）之类的先进技术，驾驶者得到了解放，那些以前需要手动控制调节的操作，现在都可以交给车体自带的电子控制系统来完成。在航空领域，控制论的作用表现得更加突出：我们今天乘坐的大部分飞机都是通过先进仪器自动导航飞行的，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过飞行员可能不太喜欢听到这样的说法。因此现在我们知道了，风险不是出现在技术上，而是出现在人身上。
前面已经说过，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是与自然系统相生相伴的两大能力。但是地球上只有一个自然界，换句话说，在人类创造的系统中，例如，在技术、社会以及混合系统中，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不会自动出现，而是必须被“导入”。它们的设计必须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且有意识地以控制论的功能法则为导向，这也就是所谓的“系统设计”。因此，控制论管理战略的基本模式就是对企业进行行之有效的控制，使之能够尽可能地实现自我管理和调节。
这样一来，那些常常听到的看似可行、实则漏洞百出的论断就不攻自破了。当然，我们不可以把控制论在管理中的合理运用理解成给管理层放大假，让企业放任自流（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对专业人士来说，“自由放任”从来不是促进企业管理、推动市场经济以及社会运转的良策。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表述得更清楚了，他是自由主义中诞生的最杰出、最深刻的思想家。
另外，还有一个错误认识我也想在这里一并澄清：谁也没有说过，只要系统具备了自我组织的能力，就意味着万事大吉，一切尽在掌握中。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对控制论的正确理解应当建立在保守的基础上。对控制论准则的应用也只能量力而为。超出控制论能力范围的，我们当然要重新寻找其管理方法，否则对系统的管理就只能宣告失败，即系统脱离了控制。
必要多样性定律
上一种观点中直接导致一条核心自然规律被发掘出来——必要多样性定律，在英语中的表达为“the law of requisite variety”。这条定律的发现人是另外一位伟大的先行者、英国神经生理学家及控制论学家威廉姆·罗斯·艾什比。为了表彰他的卓越贡献，有些文献里直接把必要多样性定律称为“艾什比定律”。
我们并不清楚艾什比是怎样觉察到必要多样性定律的蛛丝马迹的，我们只知道在他1956年出版的著作《控制论导论》中已经对此做出了重要论述：“只有多样性才能摧毁多样性。”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把这句话做一点微小的改变：只有多样性才能吸收、融合多样性。怎么解释呢？一个系统能够进行何种程度的管理，取决于其本身以及现有管理手段的复杂性。前面我已经说过，区分系统是简单还是复杂，是十分重要的一环。简单系统只需要简单的手段和工具就可以实现管理目标，复杂系统则需要投入复杂的手段和工具。
与万有引力定律这样的自然规律一样，必要多样性定律本质上也是自动发生的，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人们才很少注意到它。它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律范畴，也是我们所遵循的行为准则。万有引力定律之所以广为人知并不是因为它的发现者是牛顿——牛顿只是发现它，查找它的关联性，并且最终把它系统地介绍给世人并为世人所用。艾什比定律也是一样的道理。
为了能在系统中植入管理，或者说把该系统纳入管理之中，我们需要多样性（或复杂性），且其数量（规模）至少要和系统本身拥有的一样多。通用电气公司的传奇总裁杰克·韦尔奇就曾这样说过：“如果市场变化率大过企业变化率，那空气中就能嗅到灾难的气息。”这句话把韦尔奇对复杂系统的充分理解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很清楚，通用电气想要获得长久的发展动力并且一直保持良好的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来自于复杂性。因此，“必要多样性”意味着适应能力和进化能力，它们是保证组织持续健康向前发展的先决条件。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旦缺少多样性，系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管理的轨道。这就好比同一个设备，你只对它发出两个指令，它就不可能做出三种反应；如果词汇表上只限定3000个字，那么谁也没法把莎士比亚的经典著作翻译成德语了。同样的道理，一个没有足够行动空间的人，也无法管理好一个复杂的企业系统。足球比赛的一方想要取得胜利，其球员的实力至少要和对方球员相当。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战场上的士兵、国际象棋手以及企业的管理者。感觉这种说法很老套吗？也许吧，听起来的确就像告诉你物体会在重力作用下产生的自由落体一样平淡无奇。尽管如此，若想在竞争激烈的经济界中获得成功，这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另外一个同样可以归到老生常谈行列的口号“保持简单”，也找到了能证明其正确性的确凿证据（该证据有明确的限定范围）：如果我们能把一切事物都保持在简单的范围中，那么管理它们所要用到的控制、调节机制也可以相应得到简化。但不利的一面是简单系统里无法产生高级的技能和能力。而在复杂的环境之中，顾客总是越来越挑剔，竞争对手也一直变大变强，这就迫使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的应变能力和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否则面对如此激烈的局面，企业极易迷失方向，不知何去何从。
再举一个例子。从控制论的角度回顾过去几年的世界经济运行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其追求的核心参数——股东价值，这构成了对多样性的严重制约，而且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种完全以财务数字为导向的简化主义做法过于简单草率，并不是管理复杂系统的可靠手段：经济界普遍存在的纯财政数字思路导致企业状况不断，麻烦层出不穷，葬送了企业的繁荣发展，损毁了企业的生存能力，造成了企业运营不稳定性的不断加剧。事实上，这种思路并不能带来财富和利润增长，相反，它只能带领企业走向危机和崩溃。
因此“保持简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只有在那些适宜简化的地方，它才能发挥作用。而它没有说出的另一半就是：学着应付复杂性。身处于这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我们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越强，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新模式
在和复杂性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寻求管理问题新的解决策略和模式。早在圣加仑管理模式创建之初，汉斯·乌尔里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管理的基础科学？或者什么可以成为管理的基础科学？有人想当然地回答企业经济学，这又把思路拖回到经济上。前面已经解释过为什么必须舍弃这种想法，对此，乌尔里希做出了自己的论断，他认为这个基础科学应当是对一般系统理论特别是复杂系统控制论的粗略认识。其实在此之前，彼得·德鲁克在他的著作《明日的里程碑》以及题为“信息、沟通和理解”的论文中详细解释过两者的内在联系。
我个人认为，在企业经济学中，涉及管理问题的处理方法时有两种现象不容忽视，即停滞现象和无绩效经营。从这两种现象中产生不了任何推动经济前进的动力。事实上，复杂问题，特别是管理复杂系统的最有效的解决之道，起源于生物学、大脑研究以及物种进化理论。在科技领域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例如由此诞生的仿生电子学，它将生物学和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因而属于未来最有影响、潜力最大的新兴学科。
这里存在着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内涵深刻的基本思想：解决问题之前，必须先弄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思路还可以更深入一步：自然界是否已经给出了类似问题的答案？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自然界就像一个大型科学实验室，在数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凝结出了无数的珍贵成果和智慧结晶。在那些经受住残酷的物竞天择考验并且演化至今的生物身上，或许能够找到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
因此，我所提出的众多管理问题的解决建议都遵循着这样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