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不牺牲增长速度的情况下负责任地进行闪电式扩张，关键是具备区分各种形式的风险的能力。我们建议采用的风险评估框架是考虑两个不同坐标轴：已知风险与未知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
不确定性本身并不是风险，它只会产生未知，而未知本身并不是负面因素。任何读过悬疑小说、曾到一座新城市旅行或学过一门新语言的人都可以作证，生命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将未知变为已知的发现之旅。
但是，当你将不确定性与负面结果的可能性结合起来时，就会产生风险。风险大小是潜在负面结果的概率和严重程度的函数。闪电式扩张总有风险，但并非所有风险都相同。这就是你需要区分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原因。
非系统性风险是局部风险，最多会影响系统中的某一部分。系统性风险可能直接影响甚至破坏整个系统，也可能是一连串问题的结果。例如，核战争风险是系统性风险甚至灭绝级风险的明显例子。即使我们不相信自己能完全消除这种风险，如此大的风险也值得花费大量精力来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
应用这种分析表明，一些关于闪电式扩张的常见担忧实际上是非系统性风险。例如，一个普遍担忧是，闪电式扩张将产生由强大的技术高管组成的寡头集团，他们对政府和社会拥有太多权力。但即使在科技公司占据世界上最有价值公司前列的今天，鲁珀特·默多克和科赫兄弟这种传统商业大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仍然远大于杰夫·贝佐斯、拉里·佩奇或马克·扎克伯格等科技行业领导者。
另一种人们开始广泛表示的担忧是，社交媒体（主要是闪电式扩张公司的产品）是一种独具危险性的技术，它对消费者有害，尤其是对年轻人，会使他们上瘾并耗光所有注意力。毫无疑问，有些人花费过多时间来制作和消费社交媒体内容，超过了对其健康和生产力最适宜的程度。但这真的是系统性风险吗？2010年，美国知名网络杂志Slate的一篇题为《别换台！》（Don’t Touch That Dial!）的文章列举了历史上批评者认为消费信息的新媒体会毁掉社会的多个例子。苏格拉底曾对书面文字的有害影响发出警告，他认为这会损害记忆力。16世纪，康拉德·格斯纳试图编纂囊括所有图书的清单，这项工作使他得出结论：新奇的印刷机导致过多“杂乱有害”的数据涌入人们的思想。法国政治家纪尧姆–克雷蒂安·德·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写道，报纸让读者与社会隔离，他们本应从教堂讲坛上获知新闻。尽管有这些警告，但书面文字、印刷机和报纸还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好处。社交媒体的影响可能与以往任何形式的媒体存在质的不同（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一般会发现，当人们开始说“这次不同”时，情况通常并非如此。
新技术总可能导致新问题。报纸会导致蛊惑人心的“黄色新闻”，广告会导致蛇油推销员。答案不是禁止报纸或广告，而是制定政策和制度以减轻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诽谤法和联邦通信委员会等监管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本身将变得更成熟并建立自己的“免疫反应”。
社交媒体批评者指出，社交媒体会腐蚀政治话语的文明性和理想中以证据为基础的客观真相，这是正确的。这些是真正的问题，意味着我们应该尝试修正它们。社交媒体应该更透明地公布广告金主，并且应该要求广告与任何其他媒体遵守相同的真实性标准。
另一方面，闪电式扩张科技公司出现的技术可能带来真正的系统性问题（但媒体关注度却低得多）。由CRISPR-Cas9靶向基因组编辑驱动的合成生物学可能在医学和农业产生巨大收益，但也带来了坏人设计出致命全球流行疾病的系统性风险。这个领域的变化和发展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政府很难建立智能监管制度来管理这些风险。负责任的闪电式扩张公司应该认真考虑系统性风险，并在涉及广泛利益相关者的问题上进行分阶段对话，而不是反抗或阻碍监管机构。相反，监管机构不应该假设它们比有关行业了解得更多并做出单方面决定。透明和开放沟通下的广泛合作是确定系统性风险并找出成本最低的干预措施，以减少这些风险，同时仍然鼓励快速创新的最佳方式。
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区别在不断变化而非静止不变，闪电式扩张公司应该做好据此改变方法的准备。例如，脸书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扮演的角色广受批评，这既是因为推广欺骗性内容（又名“假新闻”），还因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保护用户的个人数据免受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等政治咨询公司的利用。这两个问题都是合理的担忧，因为它们都削弱了脸书用户对脸书内容和脸书本身的信任。
脸书的规模使其成为超过2亿美国人的海量数据的守护者，也成为大多数美国人获取新闻并与朋友分享的主要方式。这意味着数据隐私和欺骗性内容的问题不仅影响脸书及其用户，也影响社会本身的结构。如果脸书仍然是常春藤大学学生的利基社交网络，其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局部的，但如果这些问题实际影响了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那么这毫无疑问是系统性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可能必须与政府合作才能解决严重问题。面对这种规模，本能反应往往是要求建立新的监管机构，但事实证明，仅凭政府监管速度会太慢，无法跟上闪电式扩张的快速变化。与此同时，事实尚未证明纯自我监管就足够了。我们需要动态的公共/私人合作，即政府支持与私人实施相结合。
同理，意识到通过社交网络传播错误信息可能破坏选举结果之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传统媒体的回应是要求脸书聘请人类编辑来监督“假新闻”。这看起来是“当你手握锤子时，一切看起来都像钉子”的典型例子。你不能将为50人的新闻编辑室设计的传统编辑流程应用到有10亿潜在“记者”每天写出数十亿篇“文章”的平台上。脸书不应该尝试复制和粘贴解决方案，而应该提出自己的想法来解决问题，然后找到可扩张方法来实施它们。这些解决方案不需要是完美的，它们只需要比以前的方案更好，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进。这是一个挑战，但如果解决方案最终产生的结果比旧方法还好，融入更多声音、透明的信息核实和社会认同，我们也不应感到惊讶。
选择如何行动
一旦你将风险分为已知风险与未知风险或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就需要决定如何反应。我们认为，潜在的反应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立即采取果断行动
系统性风险可能需要立即做出反应以“阻止媒体扩大事态”。例如，2011年，旧金山的一位爱彼迎房东回到家中，发现一位爱彼迎房客毁了她的房子并偷走了她的财产，包括她祖母的珠宝。爱彼迎最初的反应是与警察部门协调并给予房东经济补偿，但强调这种事件将作为个案处理，这可能在法律上合理，但没有解决系统性问题——房东失去了对爱彼迎的信任。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布莱恩·切斯基采取了果断行动。首先，他在爱彼迎官方博客上以书面形式承担全部责任：“我们让EJ失望了，为此我们非常抱歉。我们本应更快做出反应，更感同身受地进行沟通，并采取更果断的行动，以确保她感到安全和放心。但我们没有为危机做好准备，我们犯了错误。”其次，他宣布爱彼迎担保公司（Airbnb Guarantee）将为房东提供最高50 000美元的财产损失赔偿。考虑到危机的范围和潜在影响，这些行动绝对是必要的，不仅对爱彼迎，对整个行业而言也是必要的。（你可以在爱彼迎官方博客上看到布莱恩题为“我们的信任与安全承诺”的完整回复。）
第二类：现在采取短期行动，但以后再采取永久行动
即使面对系统性风险，也可以采用短期补救措施，以后再代之以永久性补救措施。在PayPal，信用卡诈骗绝对是现实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毕竟，用户不信任的支付系统毫无价值。但我们没有为防止这种欺诈提出即时解决方案。我们的反应是自己承担这些成本，以免用户受到影响。我们知道这是临时解决方案，但它给我们争取了时间，让我们可以在产品中加入更强大的诈骗检测功能。
第三类：现在注意到问题，并承诺以后采取行动
如果风险现在可以控制但将来会变成系统性风险，你就不能忽略这个问题。即使你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也应该承诺以后采取行动，这样当风险变成系统性风险时，你就不会措手不及。
在PayPal早期，除了信用卡诈骗问题，我们还面临着非法交易问题。我们显然不希望人们使用PayPal买卖毒品或资助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这将构成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我们内部不具备法务会计或警务工作方面的专业知识。由于我们的交易量仍然很低，并且我们判断非法交易发生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决定延后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也承诺建立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基础设施，以便以后更好地管理这个问题。
第四类：任其燃烧
当你面临某种未知的非系统风险时，可能甚至不值得花精力分析它，因为它可能只是一个小火苗，你应该任其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