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马化腾在2010年推出微信然后对其进行闪电式扩张的决定吗？尽管微信对腾讯的成熟桌面产品QQ以及腾讯的整体账面利润构成巨大风险，但他仍然推出了微信。通过承担这些风险并推出微信，马化腾使腾讯重获活力并将其推向更高的高度。
微信的故事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最终很可能成为比硅谷更好的闪电式扩张生态系统。与硅谷一样，中国拥有鼓励冒险的企业文化，愿意为积极增长提供资金的高度发达的金融部门，以及大量高价值科技人才。但由于近年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中国市场既庞大又容易受到破坏。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预计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在许多领域，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2016年，中国的移动支付金额为8.6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移动支付金额为1 120亿美元。换言之，中国的移动支付市场几乎是美国的77倍。滴滴出行在中国每天提供2 000万次打车服务，超过优步全球打车服务数量的3倍。在涉及市场规模增长因素时，这些因素使中国对于几乎其他所有生态系统都具有重大优势。
由于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中国在克服运营可扩张性增长限制因素方面也具有重大优势。2012年，《纽约时报》一篇关于苹果在中国的制造业务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苹果高管估计约需8 700名工业工程师来监督和指导最终参与制造iPhone的20万名装配线工人。该公司的分析师预测，在美国找到这么多合格工程师需要长达9个月的时间。而在中国，只花了15天。”
这造就了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公司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分裂和重组。“创新在这里发展得更快。”创新工场负责人、曾任谷歌大中华区总裁的李开复说。中国市场将增长视为几乎所有问题的首要、最终和最佳解决方案，或许这就是中国初创企业规模扩张的节奏往往比硅谷公司快得多的原因。
例如，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从创立到2014年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初创企业，只花了不到5年时间，不过这个纪录已经被优步和滴滴出行超越，没有闪电式扩张会放任自身懒散无为。雷军于2010年创办小米，到2015年，它成为仅次于三星和苹果的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
但正如公司在中国的崛起速度可能更快，公司在中国的衰落速度也可能更快。2016年，IDC报告称，小米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40%，因为其纯在线销售战略开始动摇，OPPO和vivo等竞争对手通过实体分销商的销售获得了市场份额。至少有一位分析师预测小米的价值将下跌超过90%。
小米对这场危机的回应既体现了雷军的强劲竞争力，也体现出中国可能达到的惊人节奏。该公司通过快速、大规模的行动建立了线下销售渠道，在一年内开设了100家“小米之家”零售店，目标是到2019年开设2 000家商店，从而攻克了分销问题。2017年第一季度，小米在中国的智能手机销售额中，高达34%的部分来自其100家零售店，该公司称其产生的每平方英尺销售额仅次于苹果公司著名的苹果商店。2017年，IDC报告称，小米的销售额比上一年度反弹了59%，使其重新跻身于全球五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之列。这是一个从白手起家到再次白手起家的故事，所有过程都压缩进不到10年的时间里。
作为创始人、投资者和作家，我们对硅谷的方式有深入的个人了解；相比之下，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必然是外来者的角度。然而，我们不禁被这两个生态系统可以相互学习的宝贵经验之多所震撼。
例如，中国速度证明了激烈竞争作为激励因素的价值。一次，雷军告诉我：“你们美国企业家很懒。我的公司里绝大多数人周六晚上9点仍然在工作。”在某些方面，他是对的。几乎没有硅谷企业能匹敌中国闪电式扩张公司的工作强度。美国的标准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但小米是按照“996”模式运营——上午9点上班，晚上9点离开办公室，每周工作6天。我在领英中国看到了同样的景象。为了在非常紧张的期限内完成我们的“赤兔”项目，当时的中国团队负责人沈博阳将整个开发团队搬到酒店住了两周，以便其成员可以全天候工作而不会有来自正常生活的干扰。
这种强烈的职业道德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决策速度大幅提高，这是闪电式扩张的关键优势。吴恩达是斯坦福大学教授、Coursera联合创始人，在谷歌和百度负责重要的机器学习项目。当我在“规模化大师”播客中采访他时，他告诉我，他在百度时，有次在吃饭时想起一个人力资源问题，于是，他在晚上7点发短信给人力资源主管，主管又发短信给她的团队要求解决这个问题。7点30分，吴恩达得到了答案。“如果她回复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吴恩达说，“我就会担心。”这种快速决策可能让许多人感到不适，但通过不断做出快速决策，中国企业家适应了这种不适和不确定性，因而能更快行动。
另一个优势来自中国庞大的人才储备。充足的人力资本使中国企业能更快扩张规模，包括在多个城市开设多个分支机构。关于如何利用整个人才库，中国也可以传授硅谷一二。例如，中国为女企业家提供了令人艳羡的环境。在世界上73位白手起家的女性亿万富翁中，有49位（超过2/3！）生活在中国。在世界上十大最富有的白手起家女性中，有8位是中国人。
最后，中国近期才崛起为工业强国，这意味着中国更多行业仍处于新生阶段，因而有很大竞争空间。硅谷可能已经垄断了软件和互联网市场，顺便垄断了硬件行业，但中国在从农业到化工的各个行业都有快速发展的公司。
尽管有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优势，但中国也可以向硅谷学习。首先，硅谷相对没那么疯狂的速度意味着它可以追求更深层次的技术和更长远的视野，比如埃隆·马斯克关于行星际旅行的项目，以及谷歌对旨在“治愈死亡”的项目Calico著名的7.5亿美元投资。硅谷仍然在大多数深层技术创新，比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太空飞行和核能方面具有领先地位。
虽然硅谷肯定是大量残酷竞争的主场，但这种文化也鼓励公司之间开展更多合作。这种合作利用公司间的网络关系促进整个地区提高创新力和生产力。2015年，谷歌对TensorFlow软件库实行开源，这让谷歌得以利用外部智慧来改进其机器学习项目，但也让整个硅谷（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公司得以加速自己的机器学习项目。
此外，硅谷的闪电式扩张历史使其在集中经验和制度知识方面领先中国数十年。请记住，世界上一半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都聚集在这个人口不到400万的狭小地区，它的面积是广州市的1/10，人口是中国人口的1/350。与此同时，中国两家价值超过1 000亿美元的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历史都不到20年。总之，这些事实意味着，尽管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人才资源，但它缺少硅谷的密度，而且有助于管理闪电式扩张公司的规模化企业高管后备实力仍然有限。
最后，中国更保守的管理和招聘实务可能会对闪电式扩张形成障碍。在我的朋友、雅虎的联合创始人杨致远的领导下，雅虎对阿里巴巴进行了富有先见之明的投资——在1997年首次造访中国时，中国政府派给他的导游是一个名叫马云的英语老师。杨致远那时就观察到，中国公司试图从公司内部培养领导人。与硅谷不同，在中国，很少从外部公司引进高管，而且少数被聘用的外部高管通常业绩不佳。例如，雨果·巴拉是谷歌备受好评的高管，他曾加入小米担任国际副总裁，但刚过两年就离开了该公司，转而负责脸书的虚拟现实业务。
这种内部方法对闪电式扩张有重大影响，你必须提前几年开始思考如何填补领导职位空缺，并立即着手为其培养人才。这也意味着企业之间的流动性要小得多，因此思想和创新的交汇也会减少。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杨致远指出，第一代中国初创企业巨头已经开始为下一代初创企业播下种子。例如，打车软件巨头滴滴出行的创始人程维曾在阿里巴巴学习如何进行规模扩张，他在那里工作了8年，然后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种经验可能有助于程维以令优步羡慕的速度对滴滴进行规模扩张。尽管成立时间比优步晚3年，但滴滴在2015年完成的打车订单比优步自成立以来完成的打车订单总量都多。与此同时，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等第一代公司都是滴滴的投资者，它们使滴滴的管理层能接触到有助于实现闪电式扩张的知识网络。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中国的科技行业领导者善于向硅谷学习。当我在中国旅行和演讲时，我发现听众们熟悉硅谷正在发生的事。多数中国高管都会读说英文，并且每天都看最新的英语新闻。有多少美国或欧洲高管会读中文并了解中国的最新发展情况？如果你等待英语媒体报道一项创新——这可能要等到一家硅谷公司做这项创新时——中国的闪电式扩张公司可能已经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一年先机了。
最大的机会在于硅谷和中国携手合作，结合各自的优势。吴恩达称，太平洋两岸的创意结合推动了语音识别方面的突破性进展。辉达等硅谷公司为机器学习网络提供了图形处理器单元，而进展来自硅谷在图形处理器单元编程方面的专长与中国在超级计算方面的专长的结合。截至2016年11月，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是位于中国无锡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的神威太湖之光，而第二位是天河二号。美国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是位于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泰坦，计算能力不到神威太湖之光的1/5。
没人知道这两个生态系统中的创新领导者的未来合作会诞生怎样的财富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