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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汇区龙吴路的上海植物园内，有所三间瓦房的祠堂，曾经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元旦、春节，从清晨五点开始，便有年长的男女香客烧锡箔、点香烛，或四面磕头，或三拜九磕头，寄托对祠堂主人黄道婆的敬仰。
黄道婆祠，建于公元1295年，被战乱至少毁坏过数十次，却总有人重建，从未间断。近800年间，多少人显赫一时终究一抔黄土无人记挂，黄道婆恰巧相反，《元史》有47本纪、6表、97列传和53志，见不到关于她的一个字记载，她却在民间传奇中犹如神灵。
多年前的春节，有位在祠堂祭拜的七旬老太太虔诚地说：
“伲（我）祖上世代纺纱织布，黄道婆是伲（我）纺织的先祖，有了她才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祭拜黄道婆是我家祖祖辈辈传下的规矩。”
公元1245年左右，南宋晚期淳祐年间，乌泥泾镇（即今天的上海华泾镇），农户黄家的第四个女孩降生，长辈潦草起名“黄四娘”。小姑娘生于乱世，南宋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同时期的御史谢方叔曾痛心上书宋理宗：
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
江南地区农民的土地纷纷被官户兼并，官户赋役极少，普通百姓却要在土地越来越少的状况下承担更多赋役，年年如此，恶性循坏，小农户不断破产。
这段记录描述了幼年黄四娘真实的生活场景。由于贫困，她12岁被卖至宋家做了童养媳，不堪苛责后逃走，人们猜测她逃到道观中被收留做了道姑，所以后来才有了“黄道婆”这个名字。
乱世中道观也不安宁，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蒙古大兵南下，百姓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13岁的黄道婆半夜躲进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海船，背井离乡来到海南。
今天的度假胜地海南岛，曾经是历代官吏流放地，苏轼晚年就曾经在海南流放四年。在黄道婆的时代，海南因位置偏远，地广人稀，远离战火纷争，成了流民南迁的理想之所，黄道婆在海南居留了30多年。在今天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有一座缺少维护严重倾斜的“迎旺塔”，被称为“南海第一塔”，当地人又叫它“黄道婆塔”，如今塔边是一所小学，而700多年前，这里有一座名为“广度寺”的庙宇，黄道婆就住在这里。
水南村人口构成复杂，有汉族也有黎族，当地流通六种方言，其中一种叫做“军语”，与黄道婆家乡的方言相近，给她带来了交流的便利。此外，水南村还住着许多贬官谪臣、戍边士兵、商人流民，其中流放到崖州的15位贤相名臣之中，有10人都住在水南村，这里就成了海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带来不同地域的人文和技术，尤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丝、麻、棉纺织工具和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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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乱世中的宁静孤岛，汉族华美精致的丝织技能遇上了黎族朴素精细的棉织技术。
中国棉花种植与纺织历史悠久，早在汉代，边疆地区的棉织品就以进贡或贸易往来的方式传入中原地区。宋末时期，虽然棉花栽培已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但由于丝、麻等替代品的存在，棉纺织技术一直未被足够重视。
但在海南不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
孙幸以“广幅布”献给汉武帝，纺织这些布料需要大量少数民族人工劳作，工匠们难以忍受劳动强度，于是攻陷珠崖郡，杀死孙幸。这里让孙幸惹上杀身之祸的“广幅布”，就是海南特产的棉布，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从汉代开始，大受欢迎。
到了宋代，黎族女子的花织、色织、杂染技术越发高超，南宋时期黎族有20多种棉布品种作为贡品进献都城临安，她们的棉纺织技艺在当时遥遥领先，黎族棉织品至今留传下来的图案多达120种。虽然技艺高超，工具却很落后，黎族纺织方法相对原始，采用腰织，就是把丝线一头缠在树上，一头缠在自己腰间，席地而坐，进行织布。
黄道婆在水南村，既见识了黎族棉纺织工艺的精湛，同时熟悉汉族纺丝纺麻的技术，她以本能的聪慧察觉到这两者定有相融之处。于是，30多年间，她向海南各族女子请教当地的纺织技术，比对汉族传统工艺，一次次实验和试错，最终融会贯通，成为宋代纺织业界宗师。
没有任何资料详细记载她为此付出的种种心血，可是，只要了解她的成就与发明，便明白那是怎样无价的贡献——她仿佛中国棉纺织业的女版爱迪生。
她对弹棉用的弓进行改进，加强了弹棉的质量和速度，弹弓于15世纪传入日本，被称为唐弓；
她配合弹棉弓增加使用弹椎，代替人手击弦，同样提高了弹棉效率，而弹椎甚至被沿用至今；
她改制三锭脚踏纺车，使得原本三四名工人纺纱才供得上一架织布机的单锭纺车，效率增加了一倍，日产棉纱可达半斤，而且强韧不易断裂。
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可是，让人丰衣足食、安乐富庶的技艺，又有几件是大事？所谓的幸福感，无非是细密踏实的日常生活，而黄道婆，是一位真正具备“工匠精神”的女子，敬业、精益、专注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