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在他看来，清军在广西，本来是有机会的。
七八月在新墟时，四面合围，本可歼旃，因在事诸公各存意见，遂至困禽漏网。及攻陷永安，向军门（即向荣，军门乃提督之别称）相隔百余里，坐拥重兵八千，迁延五十余日不敢进。
……去年六月，贼至桂平、新墟时，忠源方在乌都护（即乌兰泰）幕中，力主围贼之议，都护深韪其言。因诸将各怀意见，其后遂有官村之败。自贼据永安，以东路空虚，为都护作书请兵，十上而说不行，遂有大东（洞）之败。至自桂林窜出，攻陷全州，忠源先军桥头堵其西窜新宁之陆路，并钉塞河道，断其北窜零陵之水路。请于河东扎营，以为合力攻剿之计。时乌都护因伤不起，向军门卧病未来，诸将无所统纪，互相推诿。贼果从河东小路窜出，鏖战两昼夜，夺获贼船三百余只，贼之精悍若无几矣！斯时吾楚若稍有防堵，前后夹攻，何难聚而歼之？乃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风先逃，一至道州，势遂复炽。……因诸将懦不用命，以致江华、永明相继失守。适贼至七里江窜走，定议以万一千人拦头，九千人追尾。无奈拦头之师迟延不进，而所过州县又皆开门揖盗，无能守住一二刻，以待追兵之至者。自嘉禾以至桂阳、郴州，贼皆入无人之境。贼又知我兵不能拦头也，而以后队敌追兵，以前队攻城池，由是而永兴、安仁、攸、醴一带遂不保，且渐渐逼近省垣矣。99
耗时两年，军费千万，却是这样一种结果，咸丰震怒了。所有带兵大员均遭处分，而身为统帅的赛尚阿处分尤重，不仅被罢黜了钦差大臣在内的一切职务，而且被逮问，处以斩监侯（死刑待决）。改任两广总督徐广缙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其实如前所述，皇帝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用人不当，调度错谬，才是根本的败因。可在专制政体下，从来都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赛尚阿是不能不当这个替罪羊的。
武昌失守，继之以安庆、江宁（南京）沦陷，局势危笃，皇帝慌了，吃不住劲了，要动员百姓了。三年正月，咸丰发布了大办团练的上谕：
嘉庆年间，川楚教匪蔓延数载，嗣后行坚壁清野之法，令民团练保卫，旋即荡平。即今广西湖南地方，多有团勇保护乡里，贼不敢逼，且有杀贼立功者。况各处乡村，良民多而莠民少，若得公正绅耆董理其事，自不致别滋流弊。即地方间有土匪，一经约束，亦将驱邪归正，共保乡闾。惟有良有司素得民心，必可收众志成城之效。著各督抚分访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壕，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容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护卫身家。一切经费，均由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各团中如有捐资倡助，或杀贼自效者，地方官即详申大吏，据实奏闻，朕必立加奖叙。如广西湖南各乡团出力者无不渥沛恩施。凡土著良民，各有产业，与其仓皇迁徙，抛弃田庐，转不免土匪乘机抢掠，何如坚守乡里，以子弟卫父兄，以家赀练族党乎！100
之后，朝廷在两个月内，相继任命了多名在籍大臣督办其所在省份的团练，连先前的曾国藩在内，共计四十三名。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曾国藩。太平军如燎原的野火，一路烧过湖南后，湖南也开始有了动乱的征兆。原来蛰伏着的许多会党、土匪，受到太平军胜利的鼓励，开始蠢蠢欲动。湖南历来是会党之渊薮，说起来，湖南新宁天地会的雷在浩、李沅发之乱，正是引发广西大乱的星星之火。太平军入湘，天地会党徒，大多投奔而去，但仍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名目繁多的民间会党，成群结伙，啸聚山谷。此外又有平日横行乡里之地痞流氓、散兵游勇及四处游走偷盗之徒，都是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之所以会如此，“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弥缝掩饰，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除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101
治乱世，用重典。曾国藩所论，堪称安定地方，抑强扶弱，使人民安居乐业的一条铁律。古今中外，凡有人群之处，必有强弱、良莠之分，故一地乃至一国之政府，必得扶弱抑强，安良去莠，方能使社会安定，人民乐业。官府若放任恃强凌弱，以众暴寡，社会将会失去公正而沦入无政府状态，人与人之间也将蜕化为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起支配作用的是丛林原则，也就是动物之间弱肉强食的关系。谁的胳膊粗，拳头硬，谁人多势众，就可以攫取更多的资源。得不到政府与法律保护的百姓，为求自保，或组织起来自卫，或屈服或依附于黑社会，二者均会削弱统治者的权威，最终导致剧烈的社会动乱，颠覆既有的政治秩序。所以历朝历代，都有一套保持社会平衡与稳定的制度体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抑强扶弱，除暴安良。
当然，光有制度、法律还远远不够，还要看这个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予以贯彻执行。中国传统社会是个以家庭、宗族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也是个阶级没有充分分化的社会。国家由高高在上的皇帝与官僚集团构成金字塔尖的上层，下面是由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构成的塔基。其中只有士这个阶层因掌握文化而有能力参与政治，他们进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僚集团而跻身统治阶层，退可以以士绅身份影响地方事务，从而成为承上启下的中间阶层。官僚与绅士都属于精英阶层，也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穷人也可以通过科举，富人更可以通过捐纳跻身于其中。帝国的行政延伸到县一级，再往下通常要通过民间自治组织——保甲实施政令，完粮纳税，而士绅阶层对此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士绅与官僚阶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士绅原本就是官僚或官僚在乡村的眷属，故与统治者休戚相关；但士绅又是地方性的、具有自身利益的集团，官府的作为如果越了界，侵害到他们的利益，就会遭到普遍的抵制，导致政令不通。故一个地方的治绩好坏，常常取决于官绅间的互动。通常，官员若廉洁公正，会得到地方精英集团（即士绅阶层）的拥护与合作，其施政会顺利得多；官员若贪贿不公，则会遭到他们的抵制，不仅难于施政，甚至会引发士绅们的反弹，他们会利用自己在官僚集团中的同乡、同年、戚友等各种关系，将其劣迹举报给其上司甚至朝廷，最终将其挤走。
曾国藩家族所在的湘乡，也是这样。国藩做京官那十几年，家乡几任父母官的官声都不佳，“先是，湘乡钱漕地丁悉由书吏征解，浮收倍取，恣为奸诈”。102道光二十八年，县中士绅甚至推生员王錱为代表，赴京上告（王錱因病于武昌折回，没有告成）。但曾国藩极不愿家人干预地方事务，给人以武断乡曲的劣绅形象，故为家人出了个应付的主意，要家人在地方事务中，保持一种置身于事外的超然立场。“我县新官加赋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103
但清官则不同。道光三十年，酃县知县朱孙诒调任湘乡，这是位清官，下车伊始，即召见王錱等士绅，询问一县之利弊，随后便对赋税的征收做出了根本性的改革。“朱公易为民自投纳，官给以劵，不复假手书吏，祛百年积弊。”104故大得全县绅士百姓的支持。不用书吏，那么征收的工作交给谁？朱孙诒决定交给绅士们来做，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以至于一向置身于事外的曾家，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改革。在给国藩的家书中，竹亭公之兴奋溢于言表：“今年钱粮公事办得极好。朱石翘父台（石翘为朱孙诒之字，父台为对父母官的尊称）不受钱，有能有为，不为吏所惑，除弊务尽，除恶必去。百余年积弊一旦去之，千百抗户一旦乐输，甚非易易。余与赵玉班、朱尧阶、贺石农、刘月槎及潢男（即国藩的二弟曾国潢）等十分辛勤帮石翘父台办成。十月廿四日，我都（指曾家所在的二十四都）米已齐上；各都均踊跃，完粮者欢声载道。至乐捐以弥补上年户房书办亏空。正饷随各姓捐照样，去年粮户两房包征浮收，连捐项尚是减价，并无勉强者。”105又云：“予数月奔走，费钱费力不惜者，因由此好官，得成好事，各都绅耆皆踊跃从事，所以易易也。”106
赋税而外的另一件得人心的大事，即整治恶势力，安定地方，由于得到士绅们的支持配合，也得以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