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想，恐怕是林徽因自己也没有想到，她其实是这个沙龙聚会中最大的受益者。很多对于她想象不到的收获由此发生。
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发生。不经意间，在语言的交锋中，这些见多识广的男人们的思想被开掘出来，这个世界的光怪陆离使她读懂生活的惆怅与欢欣，她在这个优秀的男人圈子里接纳新东西和思考新问题，走的是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深造更优化的途径，她走的是直径。
李健吾曾说：“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
对此说法，我深以为然。
身边多是男性朋友，同性无论怎样的妒忌或者敌视，也没了制作闲言或者是非的依凭，这就像即使是拿着武器对着谁，但枪膛里却没有弹药，无论如何也是构不成真正的伤害的。何况从整体来讲，男性中出类拔萃者是多于女性的，女受这些男性，是可以取长补短的。
如此，其实是男人们直接开发了林徽因的天赋和潜质，给了她不断提升自己的视野、经验、方法和信心的源泉。林徽因在这个过程中构筑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她有了思想，有了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有了自己的判断。
而有了这些，女人就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女人的心便少了许多茫然和焦躁，就有资格寻求生存的独立和情感的独立。
从从容容地，她就可以观察着别人的世界。不再通宵达旦地伊人寂寞或是纵酒消愁。在烛影摇红中，女人婉约有致，内涵丰富，微笑留香，一曲舒缓的音乐里轻轻举杯，朋友相对。
林徽因就是如此成长为中国知识阶层的男人们的红颜知己。
一个又温婉又可以愉快对话的女子，当然是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安慰的，是可以倾心倾诉的。
林徽因身边的异性朋友多是知识阶层的。他们既有话语权又有影响力，本来就是社会的或者是某个领域某个群体的偶像，因为他们或者通过他们，本来就很优秀的林徽因于是变成了完美。
在岁月的流逝中，后来的人们没有面对林徽因本人的可能了。而关于林徽因的一切却一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流传。这种流传只能感受，就多了神秘和想像，也就更加审美。就成了一种情结和成了一种文化理想，并因此构建起男人和女人联系中一种文化符号意义的时态空间。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7)
林徽因对于这些男性，就好像天幕打开了，“哗”地一下，这份灿烂就是如此。
而这些社会主流的男人如此惜爱她，女人们有多少不甘也只有放在心里嘀咕了。
又有多少女子能自视自己有这份实力，可以公然与她一敌呢？
我作如此的诠释或者感慨，是因为想起了一句关于寄托的话语。
那句话这样说：所谓寄托，是我拿你来丰富自己。
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男人和女人。
男人和女人是互为寄托互相丰富的。所谓男人培养了女人，女人培养了男人。不过是有些人不懂，而有些人懂得却又难以为之罢了。
比如林徽因，即使我们懂得她，也是做不了她的。且不说有多少顶级的男人参与打造了她并口口相传。更有那关键的四个男人，相对于绝大多数女子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首先自然是她的父亲林长民。林长民是民国初年闻名士林的书生逸士，又是倡言宪政、推进民主政治的著名政客，年轻时师从加拿大籍教师和日本籍教师，后来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科，与梁启超是至交好友。
从一开始，林长民就把林徽因当成家中的女公子培养。
林长民以这种新物的气度，让林徽因从很高的起点上得到了开放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1916年，林徽因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读书。1921年春，林长民到欧洲出席“国际联盟协会”的会议，林徽因伴随父亲前往。从1921年3月至1922年11月的一年多里，林长民带着林徽因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在欧洲的文化名胜、博物馆，还有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家家工厂、报馆里感受人类的文明成果。当时16岁的林徽因原本对工厂报馆这些地方没太大兴趣，但林长民却认为，恰恰是这些地方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可以给中国社会今后的改良做参考，故“不可不观”。
这期间，发生了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但开明的父亲进行了非常妥善的处理。
当时同在伦敦的徐志摩对林徽因产生了爱情，就写信表示，林徽因见了信交给父亲，林长民并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责怪女儿，他自己给徐志摩回了封信。信上说：“阁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惊，徽亦惶惑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嘲笑之意，想足下误解了。”
林长民如此处理，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对女儿的爱护，也使尚处在未成年人阶段的林徽因对爱情、对男人有了初始的健康的颖悟。这对她后来得到爱、理解爱、学会爱很是重要。
在林徽因后来的人生中，她一直在爱的滋润中享受人生的悲喜，她得到了爱也付出了爱。她用爱包容一切的情：爱情、亲情、友情以及对民众的同情。她认为被爱是幸福，爱人是责任。她不忘却她得到的幸福，并具体分析这些因爱而领会到的幸福。在致沈从文的书信中，她说：“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情感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
在致胡适的书信中，她说她“爱思成，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她同时又以不同方式和同样的真诚爱着父亲、志摩、老金（金岳霖）、二哥（沈从文）和三弟（林恒）等人。她的这些深厚的情和爱是从少女懵懂时就慢慢积累起来的。
从林长民对林徽因最初的少女情怀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出，父亲并没有把女儿置于父权之下，女儿与他是对等的。林长民曾经在更早些的时候不无骄傲地对徐志摩说过：“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从林长民的这些言行举止，我们可以想见，林徽因成长的家庭环境不但是大户人家，而且非常开明和宽松。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8)
这应该是林徽因后来形成乐观、开朗、坦然等性格要素的基础。这些性格要素对林徽因的社会人角色很有用。张清平曾评价林徽因：“她的生命中有病痛，但没有阴暗；有贫困，但没有卑微；有悲怆，但没有鄙俗。”
16岁是人生的起步年龄，由于有这样一位父亲，林徽因在这个阶段接触到了很多优秀和成熟的人，具备了同龄的其他人所难得的视野。为她在今后形成人生的选择和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她背着画夹，或是拿着一本书随地坐在草坪上，在剑桥一带消化她的所思所学所想，四下望去，皇家教堂富丽庄严，皇家学院散发着宁静、幽雅的气息。16岁的少女林徽因满怀了对未来的热望。
这段经历是林徽因很重要的人生财富。父亲给了她最基本的财富。
徐志摩年长林徽因八岁，他们相识时，徐志摩已经是一个两岁男孩的父亲。据与徐志摩一同在伦敦拜访林长民的张奚若回忆，林徽因当时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他和徐志摩叫做叔叔。在父亲忙于公务的日子里，徐志摩陪着她，对她讲自己的理想，讲英国的诗歌，讲他对西方的理解。林徽因常常被徐志摩的讲述所打动。
在徐志摩的影响下，林徽因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与徐志摩保持着红颜知己的情谊。而在徐志摩心中，林徽因始终重于世上的任何女子。他们往来密切。最后一次，为了听林徽因的演讲，徐志摩连夜搭乘一架小飞机从济南赶往北京，飞机坠落，徐志摩不幸英年早逝。梁思成从北平赶去处理丧事，从现场捡了一块飞机残骸拿回去给了林徽因，林徽因就把这块木头挂在卧室的床头，直到她1955年去世。
徐志摩有一首名为《偶然》的诗，据说是写给林徽因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是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关于与徐志摩的一段感情纠葛，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林徽因这样表达她的感受：“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从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
志摩inaway不悔他有这么一段痛苦的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a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